家长一点通:
孤独症协会成立到今年已近十年了，我人会也已五年了。因为在协会里参加不少活动，接触了不少的人，心中有不少感动的事，想叙说一二。 记得我98年刚人会，贾大夫让我填一张表，让我交一百元钱，说我是会员了。我感觉协会工作原本就是这样简单。协会本来就该有的，为孤独症的孩子服务嘛，大夫也应该这样做，为人民服务嘛。 现在我参加协会理事工作后，不禁对“应该”二字深感惭愧了。 谁应该为别人无偿做事呢?即使无偿做事的人，觉得应该为别人服务，被服务的人又怎能理所应当地认为，这一切原本应该如此呢? 我们为什么不对曾帮助过我们，或现在正在帮助我们的人心怀感激呢!让我们记住为协会做过事的人们。 提到协会成立，就不能不提到现任副会长李木。李木其实私下我称之为大哥，这大哥的称谓，又是原本他比我长六、七岁的原因，而是真心地出于对他为人的尊重。 协会在十年前成立之初，颇费周折。李木一手操办这件事，闯了一关又一关。最后找到某中央领导人的女儿，她带着李木找到市长秘书，才得以批准成立孤独症协会。 现在如果再成立一个协会，恐怕已经不可能了。 李木做这件事是无偿的，他从不提及当年的艰辛。 过去的事已然沉淀在时间长河里，然而她不就从此消逝。有些事仍会让我们感念不忘。 李木好人一个。 再说杨会长吧。杨大夫快要退休了，她在一次会上跟我们感慨：在近四十年的行医生涯里，她既不是一个出类拨萃的医生教授，又不是一个尽心尽力的社会工作者。看的病人无数，做了不少工作，她就是本职本分的人，一个从未被评为先进的普通医生。 她说这话时，我内心真有所触动。我感到杨大夫的真实和她的真诚善良。 杨大夫就是一个普通的人，普通得和我们一样。有时候，我私下称她是一个可爱的老太太。她温和而不张扬，是一个承受力很强的人。有时，我为她的幽默而捧腹。有一回，她曾无奈地告诉我：她打字很慢，老伴说她好象在麦地里“抓虫子”一样，东抓一下，西抓一下。几天下来，终于抓住一堆文字存人电脑。一排版，这些虫子一下子就全丢了。把她气坏了。 就是这么一个老太太，她为孤独症的孩子做了许多的事，办杂志，组织各种活动，举办与国内外同行的交流与会议。每年尽心尽力地组织出书办杂志，费心费力，坚持不懈。 因为杨大夫的普通，让她在即将退休时发出感慨。正是因为这些感慨，也让我们理解杨大夫的不平凡。 别人为你做出的牺牲，是需要我们珍惜的。任何人帮助了我们，如果我们接受了帮助，那就让我们道一声“谢谢”吧! 在这里，让我代表协会的会员们，对杨大夫十年的无偿奉献表示感谢。对协会做出过贡献的人何止李术、杨大夫二人，他们只是代表而已。张红京女士就让她妹妹无偿地帮助协会翻译《面对孤独》一书；贾大夫在非典期间，出差到广西为当地患儿做听力治疗，到广州参加经验交流会……。又有多少人真诚地帮助过协会，别人何尝听到她们的名字。 这里我还想提到一个人。虽然她现在还不是协会理事，但对协会、对孩子们是尽力帮助的。她就是现任的北京市海淀培智学校校长--于文。 我和于文接触近五年了。我感觉她既务实，又是一个充满理想的人。 她对孤独症的孩子有许多精妙的譬誉。她认为孤独症孩子的思维和电脑处理图像相仿，电脑图像是精细的，但是一幅幅不串连的图像是失去意义的。如果能把这些不相关的图像串连起来，那么孩子们的能力肯定有一定的提高。她也曾经对我说，应把孤独症的孩子当做上天送给你的神秘礼物，不能因为你不懂他，就不尊重他。 最近，她在海淀培智搞起全国第一例孩子走人社区的试验。她说：“我的学生16岁以后，走出学校，不能就没有出路了。从此，不能只呆在家里。我要试一试美国的安置经验，让大龄孩子们走进社会，得到社会的帮助与承认，并且为社会做些有益的事。” 她的这事办得已经相当不错了，我很感谢于校长和她的老师们。她们都真心地为孩子们做事。 其实，于校长和杨大夫都是相同的人，不是自己分内之事，却尽本职之力而为之。 我对协会工作是肯定的，因为她是经民政局批准的组织，她受到了国家的监督，受到了会员的监督。 她不是一个在工商局注册的公司或研究所。如果在工商注册，从法律上讲，那是经营性的。收益是归其所有者所有。 现在协会近80％会员为外地会员，我觉得协会不仅仅是北京市的协会，而更应该成为全国性的了。既然是全国性的，真希望各地会员能团结起来，加强联系。只有更好地组织起来，才能为孩子们做更多的事。 目顾一些人和事，仅是想说：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承蒙了别人的恩泽。假若我们不能当面表达，那就让我们心存感激。 感恩也是一种美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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