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发达国家里,首先是医护专业人员和社会公众对待精神发育迟缓的态度发生了重大改变。精神发育迟缓者被长期禁锢在深院斗室,与世隔绝的时代已经结束,大多数患儿生活在社会和家庭中。法国前总统戴高乐将军在这一变革时期曾起了“身先士卒”的良好带头作用。戴高乐第三个孩子名叫安娜,诞生于1928年元旦这天,是先天性白痴患者。她的精神发育迟缓使才智过人的戴高乐无比痛苦和忧伤。但他并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带头冲破当时的旧习惯势力。将军尽管公务很忙,但仍不时陪伴她。他常喜欢把她抱在自己的膝盖上,拉着她的手娓娓动听地唱道:“小姐,你是美丽的。”自小安娜于1948年2月6日去世后,戴高乐夫妇创立了“安娜·戴高乐基金会”,专门救助残疾儿童。此基金会的首任主任是乔治·蓬皮杜。
戴高乐还写下遗嘱,把他的版权及他的总统退休金都捐赠给此基金会来开展工作,以永远纪念他的爱女。戴高乐曾这样对人讲起过他的安娜:“这个女儿对我来说也是上帝的一个恩赐,她是我的欢乐,她帮助我克服了许多挫折,也使我获得了众多的荣誉,使我永远向前。她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在他的影响下,法国这方面的工作得到了迅速发展。俄罗斯、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也非常重视这项工作,如俄罗斯是世界上最早建立起精神病院外日间住院站的国家。
笔者曾在丹麦、美国耳闻目睹国外民众是很关切低能儿童。他们认为能关心身心残疾儿童(身指躯体功能,心指精神发育)是一种有教养的表现,而歧视这些儿童将受到舆论的谴责,甚至卷入人权问题的司法纠葛中去。美国政府顺应公众心理,通过了有关保护身心残疾儿童的各种法案,积极投资建立相应的保护中心、专门学校和研究机构,并支持社会团体开展各项活动。继肯尼迪总统以来的二十余年中,历届美国总统的夫人,直至当今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都身兼各种保护儿童身心健康协会、民众团体或基金会组织的名誉主席、顾问等。1982年7月4日美国独立节那天晚上,笔者之一在华盛顿电视节目上看到了由当时第一夫人南希主持的白宫草坪上所举行的儿童游艺会。一些身心残疾儿童演出了各种趣味横生的节目。
具体些说,在美国对身心残疾儿童所进行的各项保护措施,除了由国会通过多项法令,从法律上、组织结构上以及人力财源上给予这类儿童一定的保障外,还进行了某些必要的改革,建立了相应的专门机构,从事防治和研究工作。今天他们认为以大型病院形式将患儿与社会隔绝的做法是不合乎时代潮流的,非人道的。目前长期住院的做法已让位于规模较小的以社区为基地的防治机构。智力低下的研究项目被列为科研规划的重点课题之一。在华盛顿、纽约、麻省、加州和宾州都设有第一流的及研究机构。笔者曾在丹麦哥本哈根和美国华盛顿及宾州参观一些低能儿童机构,其设备条件之完善,研究与管理教育力量充足,令人叹为观止。
另一方面的变化是精神发育迟缓的教育治疗发展迅速。关于这方面的最新进展,绝大多数是比较简单和耗资少的,包括言语治疗、行为治疗、工娱治疗、职业治疗等,目的在要使患儿掌握尽可能多的知识和技能,唤起他们的主动性,有人又称这一治疗为“开发性治疗”。这一治疗过去被认为是精神科医生的事,而今天责任却不少落在教育工作者、心理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身上了。其根本原因是,过去人们对于精神发育迟缓儿童的可教育性持悲观态度,而今则让位于乐观主义观点了。乐观主义派认为:除具有进行性器质变化的患儿外,精神发育迟缓并非发育停顿,病情也不是江河日下,而是随着年龄增长,可有不同程度的好转。又认为,对已经形成智力损害者,重点应放在教育治疗上。这些内容广泛的教育治疗,各国又给以不同的名称,如白日医院、中途康复站、寄养之家、低能工场、医疗性工厂、医疗性农场等。在教育治疗上这些国家有一整套训练计划,包括视觉、听觉、行为训练和提高知觉、注意、思维能力等方面。训练的时候,将情况相似的患儿十余人编为一组,对中度低能者,重点训练他们的知觉、言语和运动功能,以适应日常生活为主要目标。对轻度者,则以教育为主,让他们学习一些文化知识,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学会一些较简单实用的劳动技能。在教育治疗上,电视、录像、电子计算机等现代手段贯穿到每个五一节上,取得了良好效果。下面简要介绍两种常用治疗。
言语治疗:拟声训练——利用图画和模型,令儿童模仿动物、汽车、电话等声响。听觉训练——令儿童听东器、听唱歌或听故事,同时结合看图片、听音乐并配合拍手、行走等动作。表现训练——如说出身体部位、衣服、食物、玩具的名称,或反复朗读、回答问题、解释图片和表演动作(学母亲做饭、哄小孩等)。
行为治疗:基本训练——进行日常生活动作如衣、食、住、行的训练。运行训练——制定了成套体操、爬行或攀登,改变原来的笨手笨脚。条件反向训练——以食物作为强化物的操作,增进注意力等。多重感觉训练——鼓励儿童学习每一次新技能时听觉、知觉等并用。
我国是制度优越的社会主义国家。1949年全国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翔精神发育迟缓儿童,旧社会那种流落街头,冻饿而死,受到非人待遇的情景已经一去不复返,尤其近年来国家发展很快,脑研究问题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980年成立了中国科学院上海脑研究所,嗣后又成立了儿科、神经科和精神科等研究单位,组织专门人员进行研究。另一方面。鉴于现阶段该病的发病原理、治疗方面的一些问题还未能解决。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省市如安徽、上海、沈阳等地又先后为低能儿开办了特殊学校等组织形式,针对性地解决当前一些实际问题。就拿上海来说,有些区和街道办起了儿童福利院、儿童育能院和寄托所,以全托或日托形式收下智力低下的学龄前儿童。近年来又出现一种特殊学校,有的附设在普通小学,有的附设在聋哑学校,还有的单独集中办校的。有些外国专家还专程来观摩低能儿童的管理和教育。这类学校的特点是教育进度慢,较多地采用直观]形象和兴趣性教育方式,讲究效果和实用,尽可能使他们的智能缺陷得到补偿。许多患者经过特殊教育,智力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达到“自我服务,自食其力”的程度,其中的一部分加入到社会生产行列中去。那么,另一部分较重的患者,家中无人照管,闲散在社会上又怎么办呢?精神发育迟缓的福利工厂、街道工疗站就是一种很好的形式,这些组织相似于国外的医疗性工厂等组织。我国有一些全民和集体所有制的社会福利机构,已安排了低能患者就业。他们的劳动实际上是适应社会的再教育训练,早来晚归,按时服药,这样一来,病还必须得到了控制,患者又有一定劳动报酬,同时增加与社会的接触,可以防止或减慢他们进一步的退缩。实践证明:这类组织机构确实是一种行之有效,适合中国国情的精神卫生服务形式,曾受到国际上高度称赞,被誉为“上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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