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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症是客观存在的，那么孤独症与白痴学者是否有着必然的联系呢？
"雨人"是某些学者称为是"白痴学者"的另一说法，但被另一些学者认为是孤独证的代名词。
英国孤独症研究协会会长洛娜·温在其《孤独症儿童》一书中这样谈及孤独症儿童的特殊技能：
到目前为止我已谈到了孤独症儿童的残疾，但是令人惊讶的事情之一，是他们中间一些人具有某些特殊的技能，在这方面他们干得很出色。这给家长们一种感觉，要是能找到这种难题的钥匙，他们的孩子们会完全正常的只要有某样东西能"使目的达到"。一些人小时候就唱得很好，少数人能够演奏一些乐器，而且还有数量更少一些的人还能够作曲。
这些儿童学会使用数学比使用词语容易。他们中间有些人能够以极高的速度，在头脑中进行冗长的求各运算。他们往往喜欢机械性玩具，有些人早在学会说话之前，就学会了操作收音机和录像机。
这些儿童之中有许多人在绘画方面有困难，因为他们在理解他们所见到的事物方面有问题。他们画出看上去很奇特的图形来代表人类。另一些儿童更有进展，也许绘图作画都很好，虽然他们差不多总是模仿他们看见的，或从过去记得的事物，而没有创造性。
家长们往往注意到，要是这些孩子的特别收藏品被别人动过哪怕一点点，他们也会立即知道。他们似乎能辨认每一块卵卵或者每一块木片，即使在成年人的眼睛看来，这一件东西和另一件东西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想像。这些孩子还可能找到只去过一次的地方，而且知道在房子里的什么地方能找到对他来说着着特殊兴趣的物品，而这些房子他已经好几年没再去过了。
这些特殊技能没有任何一种依赖于语言。音乐、数字和地点记忆都是由大脑另外的部分来处理的，不是与语言有关的那部分。有这样一些故事：孤独症儿童能长诗或者很长的名单，不过是像鹦鹉一样学会的，而不能够正常流利地使用语言。
一般的规律是，孩子们在不需语言的技能方面成绩要好得多。
美国孤独症研究所所长伯纳德·芮慕兰博士文章中写道："有一半的孤独症患儿不说话，蓁的孩子则会不自然地说一些很奇怪的话。很多患孤独症的人拥有学者型的心智能力，但这些技巧只是比较引人注意，在实际生活中没什么用。"
由此可见，"白痴学者"在孤独症儿童的存在是无须置疑的，虽然严格地讲，孤独症儿童不能算作"白痴"。但有些时候我们真的应该工措词和概念上的束缚，而去关注其实质的状态。
中国有3亿儿童，如果按每百万名儿童中有5名孤独症儿童的比例计算，则中国有15万孤独症儿童，杨晓玲主任曾对我提到，每1万名孤独症儿童中约有1人是"白痴学者"，则中国在理论上至少存在15名患有孤独症的"白痴学者"。我们有理由相信，实际数目比要多得多。
我目诸多白痴学者并不"孤独"，他们的社交能力很好，只是弱智。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孤独症儿童中有白痴学者，白痴学者却并非都是孤独症患者。
《中国妇女报》、《中国少年报》、《科技日报》、《中国科协报》、《光明日报》、《女友》、《女士》……自1993年下半年起，在全国诸多的媒体上，都可以看到田惠平的名字。她被记者们称作这样一个人：因为爱自己的孩子，兼而爱的孩子，于是舍弃个人的生活，为千千万万孤独症儿童和他们的家长忘我而艰辛地工作着。用一句古话，叫"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但是，当我采访这位38岁的弱小女子时，她却说："记者们的报道有许多失误之处，我被拔高了，其实我是一个很自私的女人，我的一切作为都是出于自私的目的，都是因为我爱我自己的孩子。"
时下正在北京干得轰轰烈烈的田惠平是四川人，1987年考入四川外语学院德语系，毕业后留校教语言，是一位出色的大学教师。1985年，田惠平调到重庆建工学院任教，同年11月，她生下儿子，1986年3月，田惠平休完产假从老家宜昌返回学继续教书，学院给她分配了两居室，事业一帆风顺，生活幸福，应该说田惠平的生活是美满的。
返校后10天，学通知有一个公派留学名额去德国留学，选中了田惠平。她把嗷嗷待哺的孩子交给母亲，去了德国。两年后，当她又得以和孩子生活在一起时，她发现儿子有些地方不对劲。在语言发育上显出迟滞的迹象，更为严重的是在与人相处中表现出诸多障碍。她仅仅把这理解成孩子性格的特殊，直到有一天不得不走进医院的大门，听医生对她讲："你的孩子得的是孤独症。"
田惠平真希望自己没有听到这句话！
田惠平带着儿子开始了漫长的求医之诱，成都、重庆，大大小小的医院都跑到了。孤独症往往是陪伴终身的，田惠平被告知，治愈率几乎等于零。田惠平不甘心，母爱占据了她的全部心田。这个一向把事业看得很重的女人抛下了自己的工作，抛下了正在起步的事业，带着孩子来到了北京，她寄希望于这座城市能够帮助她的儿子。
杨晓玲教授认真地接待了田惠平。田惠平从她那里对孤独症有了更多的认为。
一位叫若梅的女记者这样田惠平到北京之后的心理和生活变化：
在她带着儿子来北京治病的日子里，她结识了一群同病相怜的侈位孤独儿的家长自地地组织起联谊会，一位父亲这样谈到他的儿子："他10岁了，从不迈出家门一步，除了吃，什么也不知道，甚至没有羞耻感。"这位父亲和妻子轮流上班，只为了这个离不开人的孩子。另一位母亲说，自己的孩子进商店如入无人之境，信手拿东西，她向商店的人解释说孩子有病，可哪有人相信她的话。
田惠平震惊了。面对40多位孩子几十位家长，一个念头在她脑海里应运而生办一个孤独儿康复中心。面对自己一个病孩子，无疑是个悲剧，而面向尽可能多的孤独儿，将康复中心办起来就是一项神圣的事业。
田惠平开始走访精神科医生，翻阅大量的孤独症资料。据资料记载与专家介绍，患孤独症的孩子实际上潜能相当大，他们之所以表现出凡事不懂的现象，是因为人们很难将信息送入他们的世界。这一切，给绝望中的田惠平开了一扇窗，她似乎看到了儿子的希望，看到了众多孤独儿的希望。
田惠平放弃了她迷恋着的大学讲坛，放弃了合资企业那份收入颇丰的兼差，她把自己的孩子安顿在四川老家，只身北上，开始四处奔走，筹办孤独儿康复中心。为了获取专业知识与残联的支持，她走在精神病院和北京市残联之间。北京市教育局、西城区幼儿师范、东城培智学校，凡可能对康复中心有帮助的单位，小田都跑遍了。在一家幼儿园仅能提供的空间里，小田忙着布置，忙着招收新生，忙着安排孩子们的饮食起居。一个康复中心终于在千辛万苦中搞起来了。
其实康复中心开办难，办起来更难。
没钱。市联残拨给的一点点开办费早告罄；尽管孩子的家长们每人出了800元赞助费，依旧难以维持正常的支出。开学近一个月，矫正孤独儿应用的器具一件没有，就连应准备的玩具都少得可怜。
没人。西城幼儿师范帮助解决了4名师资。然而，孤独儿难管，几乎是一对一的管理，一天下来已将新老师边缘学科是精疲力尽；况且，孤独儿特殊的病态也令十八九岁的小老师难以忍受。不到一周，4名老师走了一半。
辛苦。孤独儿永远各自为政，各行其事，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毛病。乱跑的，吃牙膏喝广告色的，随意大小便的……田惠平带着两名老师以及两名自愿无偿服务的家长，忙得团团转。
在田惠平的卧室兼办公室窄小的楼梯间里，来访者不小心都会碰了头，就是这样的条件，田惠平依然亲自编写了教材，制订了每个孩子的培训计划。翻开培训计划，开学才几天，那上面已记得满满的了。
我是在1995年11月29日采访田惠平的，这时她的康复中心已经搬过四次家了，但是工作也纳入了正轨。
康复中心已经被国内外新闻媒体广泛报道，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日本一个幼儿园都为田惠平的机构组织了义卖，加拿大驻华大使馆赠送了16万元人民币经费，而田惠平本人也获得了卫生部的奖励，1995年元旦还收到了享誉世界、拥有1亿读者的美国《读者文摘》的一份证书，奖励她的"慈爱、勇气、尊贵，以及她的事迹对全世界人民的激励。"
但是，田惠平却对我说，她当初之所以决定留在北京，开办这样一个"星星雨教育研究所"，完全是因为想借此学会更多的救助孤独症儿童的办法，从而帮助自己的孩子。她把儿子送回了四川，但是当工作刚刚纳入正轨之后，她便把孩子接了回来，一直带在身边，现在正在北京一所启智小学读书。
田惠平说："我真的很怎么呀！"
我不知道我的读者将如何评价这种"怎么"，我却只从中看到了一种真实的美丽。为了自己的孩子而开始一项工作，这是很真实的人性的反应；而这项开始了的工作却造福世人，它的福泽远远没有局限于自身，局限于一个孩子，而是成为千百万孤独证儿童及他们家长的福音，更重要的是，成了一种榜样。我想这才是田惠平的非凡之处。我们已经于从一种大公无私的角度来谈论一个人作的公益事业，仿佛其中任何个人利益的考虑都是不道德的，都是有悖英雄人物形象的，其实，真实的才是最美丽的，人性的才是最美丽的，虽然这份人性可能是怎么的。
田惠平告诉我，她出名了，但是很少有人能够理解她，她真的不想出名！
她是一个年仅40岁的女人，远离丈夫，独自带着儿子在数千里外"闯世界"，谁能够真正理解一个40岁的女人需要什么呢？
"我现在才知道，我不是一个想干一番事业的女人，我不要现在得到的这些东西。我想要一个幸福温馨的家，一个安稳的生活。我想作家庭主妇，想整天守着丈夫。我想做太太，想做平平常常的小女人，为把一日三餐做得精美些面耗费心机。我甚至想生许多孩子，想时常对丈夫撒娇，想弄点小把戏逗丈夫高兴…只要有可能，我真想随时离开这里，回去过家庭主妇的生活。"
田惠平对我说这些话时，眼睛亮亮的。我真的能够理解一个中年女人所需要的这一切，我们都是平平常常的凡胎，普通人，谁不需要这些呢？但是，就在她对我说这些的前几分钟，田惠平刚刚收到一份参加国际孤独症问题讨论会的通知，她兴奋地跳了起来，说可以在那里讲一讲她的经验，讲一讲她的"星星雨"，甚至可以得到一些帮助，使"星星雨"办得更好。
一个平凡的女人，才是一个真正伟大的女人！
我总是无法被绝对伟大的东西打动，却时常感动于这种平凡的伟大。 | 
家长一点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