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一点通:
 何金娣，永远也不会忘记一件事，因为它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 1996年，香港辅读教育代表团来到卢湾区辅读学校考察，代表团参观后告诉何金娣校长，内地的辅读学校与普通学校没什么两样，既没有特教课程，更缺乏特教理念。 这句话对何金娣，犹如一次核裂变，使她开始重新审视学校的定位。“内地的辅读学校不像辅读学校。”那么特教应该“特”在何处？何金娣的脑海里萦绕着这个问题。两过香港，两进北京，三赴大连……何金娣骨子里的认真劲儿转变成为如饥似渴的学习与考察。同时在与特殊孩子家庭的一次又一次接触中，何金娣开始一点点领悟了。 这个校长很“另类” 曾经，有一位家长带着孩子来学校恳求：“何老师，我们老了，我们死了，孩子怎么办？我死之前要抱着他一起死。你们帮帮孩子，救救孩子吧。”揪人心肺的话语，让何金娣心里承受的震撼，不亚于一场七级地震，她暗下决心：一定要用自己的全部热情去唤醒孩子沉睡的心灵，去抚慰家长们受伤的心。 可是光有热情不行。在普通小学教了近20年的何金娣深知，要想把自己的一颗爱心献给特殊教育事业，就必须尽快成为行家里手。于是，何金娣将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倔强劲转化成为“充电”的渴求：参加华东师大特殊教育专业本科班学习。 三年的苦学是咬着牙挺过来的。早过了最佳学习年龄期的她，碰到的困难和挫折，常人难以想像。不必说作为一名校长要处理的日常工作头绪繁杂：大到教学管理、教学计划的制定，小到每位教师、每位同学的情绪波动；不必说作为生存教育课题组的组织实施：从指导教师写教学经验总结开始，帮助教师克服畏难情绪和无从下手，到教师的独立写论文；单是要完成17门功课的考试就够叫人花心思了。总向睡眠要时间，结果她是经常性的眼圈发黑，以至于患了眼病。 在读大学的同时，何金娣开始意识到，要让弱智孩子成为有用之才，老师们光凭爱心是不够的，还需要科学的、系统的教育方法。于是她决定尽快拿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课程教材。 编教材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教育部虽然颁布了《中度弱智教育训练纲要》，但相应的课程设置方案和教材至今还是一个空白。她带领全校教师在开展《中度弱智儿童生存教育课程与教学》研究的同时，在实践中边干边学，尝试自己编写教材。 也就在这个时候，一连串的打击接二连三地落在了她的头上：她本人被查出得了子宫内膜严重增生，母亲因病去世，正在读大学的女儿也突然患了胃低分化腺癌。一时间她觉得命运对自己和对那些弱智孩子一样，太不公平了。然而，她把这一切悄悄地埋在了心底，利用双休日自己去医院做了手术，又料理了母亲的后事。为了申报素质教育实验基地，她甚至不惜推迟了女儿的手术时间，服了保心丸硬挺着走上讲台阐述自己对特殊教育发展的思路。 回忆起这些，她坦率地告诉记者：“那段日子我差点崩溃。我不是什么特殊材料做的，我只是一个平凡的人，我当时很脆弱，一个人走在小弄堂里，会控制不住眼泪；看着女儿痛得打滚却无能为力，我心如刀绞。只是对那些孩子的责任支撑着我，他们太可怜、太不幸了，既然当了他们的老师和校长，就有责任帮助他们在不幸面前站起来……” 没有请一次假，也没有耽误一天工作，何金娣在三年时间里修完了17门必修课，还获得了优秀论文奖和优秀学员的光荣称号；前后只用了五年时间，她又和同事们编写完成了中度弱智教育的学校课程、学生用书和教师指导用书整整40册，结束了内地特殊教育只有大纲没有教材的历史；她们撰写的近20万字的《中度弱智儿童生存教育的课程与教学》，还在上海市第七届教科研成果评选中获得了一等奖。 同事们戏称何金娣“另类”，说她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因为她的毅力普通人难以企及。但是何金娣心里明白，读本科也好，编教材、搞科研也好，都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特教事业，为了那些不幸的孩子。 突破，让一切成为可能 “我要读书，我要读书”，这是一位家长和他的中重度弱智孩子向政府的恳求。何金娣知道后，与老师们商量这件事。何金娣认为既然是特殊学校，就要为有特殊需要的孩子服务，哪怕不在所属的学区，哪怕一个个地送教上门。因为拯救一个不幸的弱智孩子，就是拯救一个不幸的家庭，特殊教育不应该挑挑拣拣。于是学校承诺：敞开大门随时欢迎需要接受特殊教育的儿童，对那些实在不能来校学习的孩子送教上门。 在卢湾区委、区政府的关心和区教育局的大力支持下，卢湾辅读学校在全市率先取消了特殊教育挑挑拣拣的老规矩，向一所真正“有教无类”的辅读学校走出了第一步。 为了0.01%的成功 一位名叫瑞琪尔的外籍自闭症孩子，有一天终于会叫“何老师”了，听到这个消息，何金娣就像科学家有了重大发现那样兴奋。 要让自闭症的孩子认可一个人，可谓铁树开花，往往付出了100%的努力，得到的却是0.01%的效果。自闭症孩子行为上刻板，认可一件事或一个人一般要经历排斥——不排斥——接纳——喜欢——依赖的过程，可以说解读或破译一个自闭症孩子不亚于攻克一道科学难题。 要理解何金娣的这份欣喜，可以从她对一年级儿童进行的一堂生活课教学中作一番了解。为了教8个孩子学会在家接待客人，何金娣和另外两位老师花了整整一节课时间才完成教学任务。何金娣做助教，负责维持教学秩序，协助老师施教。小客人敲门后，小主人要问：“你是谁？”回答“我是你的同学xx。”上前开门，说“请进”，然后说“请坐”，把茶杯端给小客人要说“请喝水”。时间不早了，小客人要回家了，小主人要起身送客，并说“请走好”，最后相互说“再见”。这个在常人看来是简单至极的生活场景，往往会让何金娣和老师们教得大汗淋漓。 “何老师——好”。这是10岁的脑瘫患儿梁梁对何金娣送教上门4个月所付出艰辛努力的最好回报。记得第一次送教上门，何金娣握着梁梁的左手，梁梁用右手将老师推开，不愿她触碰身体。教育训练计划一开始就受挫，惟一的办法是在开始训练前，先让梁梁接纳自己。何金娣发现梁梁喜欢别人给他做头部按摩，经半个小时的按摩，梁梁开始对何金娣表示出一些好感，一个劲儿地说：“推推”。 一个多小时的训练，梁梁感到有些疲劳。何金娣发现梁梁推手的动作少了很多，只有在感到紧张或厌倦时才出现。梁梁的注意力有所集中，训练的积极性也相应地提高了，这更坚定了何金娣的信心。 何金娣花心思在训练梁梁上足足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梁梁进步了，可是何金娣的左手却因劳累过度，肌肉拉伤，至今不慎一碰，仍会让她疼痛难忍。 几年来，卢湾区辅读学校的轻度弱智学生一个一个地回归主流社会，中重度患儿也有了明显的进步，原来拒绝与任何人交流的自闭症孩子也能够开口说话了。何金娣在欣喜之余，又开始为孩子们毕业后的生存之路奔走。在她的多方努力下，这些孩子有的进了高一级的初级职业学校就读，有的拿到了市劳动局颁发的四级、三级和二级“厨工”、“中式面点”上岗证书，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前不久，她头一回收下了学生送的“礼品”——一名经过学习掌握了劳动技能，已被某连锁餐饮业录用的毕业生送来的糖果。她说：“我们当老师的不求回报，只要这些孩子有出路，只要能为社会和他们的家庭减少一些包袱，我们就满足了。” [后记]何金娣的事迹如今已在上海的街头巷尾传开了，“她可真不容易，整天和那些‘憨大’生活在一起，教他们学习本领，教他们生活自理，需要付出多少心血啊，实在了不起！”似乎一夜之间，何金娣成名了，可是有谁知道，整整8年，近3000个日日夜夜，面对一批又一批的智残孩子，她付出的是常人难以想像的坚忍不拔和苦苦追求。 认识何金娣好多年了，成名倒使她显得有些不知所措，她对记者说得很朴素：“其实，每一天我都是这样做的，没什么特别。我从来不求辉煌，只求问心无愧！” 是的，对于弱智儿童这一特殊群体的关爱，是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的标志。拙于言辞的何金娣也许没有想到，她为那些学生所做的一切，在他们心头播撒下的文明的火种，正体现了我们时代的发展和进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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