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卡伊的大脑或能解密自闭症疑团

　　卡伊?马克拉姆有些不对劲。出生后第五天的他，看着似乎比其他婴儿更警觉。抬着头，四处张望，他的姐姐们在出世很久后才学会这样做。当他学会走路时，他总是处于兴奋状态，需要大人一直看着，才能保证他的安全。

　　卡伊的姐姐卡莉说：“他超级活跃，动个不停。”这不像男孩子活泼好动那么简单：当父母试图限制他，他就会发脾气——不仅像普通孩子那样乱踢乱叫，还会咬人、吐口水，出其凶猛，无法控制；不仅两岁时如此，三岁、四岁、五岁、甚至年龄更大时还是这样。卡伊与人相处时也很奇怪：有时孤僻内向，有时却会冲到陌生人群中，要和他们拥抱。

　　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变得更加奇怪。马克拉姆一家都忘不了1999年的印度之行，当他们挤进人群，看人耍蛇时，当时年仅五岁的卡伊毫无预兆地冲出去，轻拍打了眼镜蛇的头部。

　　要照顾这样的孩子，对任何父母来说，都是很困难的，但对他的父亲来说，则尤其令人沮丧。身为世界顶尖的神经系统科学家之一，亨利?马克拉姆负责13亿美元的欧洲人类脑计划项目。这是一个庞大的研究，其目的是建立一个人脑的超级计算机模型。马克拉姆比谁都了解人脑内部运作，但是对于如何解决解决卡伊的问题， 他感到束手无策。

　　“作为一位父亲和一名神经系统科学家，你感到自己无所适从。”他说。 实际上，卡伊的行为——其最终被诊断为自闭症——改变了父亲的职业生涯，并帮助他构建了关于自闭症的全新理论颠覆了传统观点。并且，让人觉得讽刺的是，马克拉姆的第二职业很可能在他完成他的人脑模型前取得成功。

　　试想一下，你来自于一个更加黑暗、静谧的星球，现在却进入了一个令人困惑、无法逃避的感觉超负荷的世界，是怎样的感受？你母亲的眼睛：像闪光灯。你父亲的声音：如手提钻一般，隆隆响。每个人都觉得，那可爱的、小小的连体衣很柔软是吗？对你来说，简直就像带有金刚石磨粒的砂纸，硌得慌。那些轻柔低语、脉脉温情如何呢？一连串噪音骚扰、无法辨认的输入信息、刺耳的音调、筛选不掉的数据。

　　仅仅为了生存，你就需要善于在可怕、难以忍受的噪音中解读所有的模式。想要保持正常，你得尽可能地控制自己，培养对细节、常规和重复事物的高度专注。在这样的系统中，相比使人困惑，需求相悖，行为古怪的人类，特定输入可以产生可预知输出的系统就显得吸引人多了。

　　马克拉姆和妻子认为，这就是患有自闭症的样子。

　　他们把它称为“强烈世界”综合症。

　　与当今自闭症研究界的主流观点相反——马克拉姆夫妇认为，自闭症行为并非因为认知缺陷。与健忘相反，自闭人群理解力强，学得太快。马克拉姆夫妇坚持认为，当他们看似丧失理智时，事实上，他们不仅被自己的情绪淹没，也被他人的情绪压倒。

　　因此，自闭症大脑的结构不仅受大脑结构缺陷决定，还受到其固有强度影响。马克卡姆夫妇称，如自闭症这样发展失常的疾病，现在影响着百分之一的人群，而他们并不都是缺乏同情心的。他们在社会交往上经历的困难和自身古怪的行为源于他们试图应对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对他们来说无法承受。

　　经过多年研究，有一次马克拉姆夫妇俩走访边远地的南非卡拉哈里沙漠时，提出了“强烈世界”的理论标签，而亨利?马克拉姆就出生在那里。他说“强烈世界”是卡米拉提出的；她说她想不起是谁偶然发现了这个短语。但他记得自己坐在铁锈色的沙丘上，看着枯草不寻常地倒向周围，思考着无法逃避一个充斥着强烈感受和情绪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他想，这就是卡伊现在经历的状况。他越是研究自闭症，就越认为自闭症并非记忆、情感和感觉缺陷，而是记忆、情感和感觉过度，就更加意识到他自己和他看似孤僻的儿子有多少共同点。

　　亨利?马克拉姆高个子，有着一双深蓝色眼睛和一头浅棕色的头发，散发着不容出错的权威气质，这位权威人士负责一项资金充足、雄心勃勃的大型研究计划。很难看出他和一个麻烦不断的自闭症孩子有什么共同点。他通常凌晨四点起床，在他位于洛桑市的宽敞公寓里工作几个小时，然后赶去研究院，那是他人类脑计划的研究基地。卡米拉说：“对他来说，每天睡四、五个小时就已足够。”

　　马克拉姆说他自己孩提时“什么都想知道”，但在他中学的最初几年基本处于“差班的倒数第一”。一位拉丁文老师鼓励他要更加努力学习。当时他一位至爱的叔叔陷入严重抑郁，在三十几岁便英年早逝，他“每况愈下，最终放弃活下去”，自那以后马克拉姆发生了转变。他那时刚刚接到一项关于人脑化学的任务，促使他思考。“如果人脑化学物质和结构发生改变，那么我也可以发生改变，如此我是谁？这是一个深刻的问题。所以我进医学院学习，想成为一名精神病学家。”

　　于是，马克拉姆进入了开普敦大学学习，但是在就读医学院的第四年，他拿到了以色列的奖学金。“那里就像是天堂，”他说，“那里有我所有梦寐以求的大脑研究工具。”他再也没有回到医学院，并且在26岁时与他的第一任妻子，阿娜特，一个以色列人结了婚。不久，他们的第一个女儿，里诺伊，出生了。里诺伊现在24岁。随后又拥有了他们的第二个女儿，卡莉，现在23岁。四年之后又拥有了卡伊。

　　在以色列魏茨曼研究院的研究生涯中，马克拉姆做出了他的第一个重大发现，他阐明了与学习能力有关的两种神经传导物质——乙酰胆碱和谷氨酸之间的关键联系。这项研究是如此重要而且让人印象深刻，尤其特别是因为它这么早的出现在一个科学家的职业生涯中。然而真正成就了马克拉姆的是他接下来的研究。

　　在与诺贝尔奖得主博特.萨克曼在德国的马克斯.普朗克协会同读博士后期间，马克拉姆展示了脑细胞是如何“互相发射信息，互相紧密联系”的。自1940年起，这成为了神经系统科学的一项基本理论。但是没有人能够弄清楚这个过程的原理是什么。

　　马克拉姆通过测量神经元之间电信号的精确时机，证明了特定模式的发射将增加突触连接细胞的联系强度，错过则减弱。这种简单的机制使得大脑能够学习，并且无论是字面上地还是象征意义上都能在各种经验与感受，以及原因与结果间建立联系。

　　测量这些细微的时间差别也是一个技术上的胜利。因为开发了测量神经细胞脑电活动的微小变化所需的“膜片钳”，萨克曼赢得了1991年的诺贝尔奖。仅仅为了修补一个神经细胞，你就必须先获取一层大脑细胞，大概1/3毫米厚，约有6百万个神经细胞，这层大脑细胞通常来自一只刚被切下头部的老鼠。

　　为了保持这块组织的活力，你要把它泡在氧气里，然后使用代脑脊髓液在实验台上清洗它。在显微镜下，你要用一个极小的玻璃吸管刺穿单个细胞。这项技术与为了体外受精而将精子注射到卵子中的技术很相似，只是神经细胞比卵子要小数百倍。

　　这个实验需要平稳的双手和对细节的敏锐观察。马克拉姆最根本的创新在于创造了一台能同时密切观察12个这样细胞的机器，以测量他们的电信号和化学信号的相互作用。做过这方面实验的研究员说，有时可能在一天之内都不能获得一个满意的结果——但是马克拉姆已经是这方面的大师了。

　　问题出现了，他好似已经从一个事业的巅峰到了另一个巅峰——获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颁发的富布莱特奖学金，在威茨曼获得终身教职，在最有声望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然而与此同时，他小儿子脑子不对劲的事实也逐渐清晰。他每天研究人的大脑，却不知道该如何帮助卡伊学习和应对困难。就像他今年早些时候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的那样，“你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无能为力。你有一个患有自闭症的孩子而你，作为一个神经系统科学家，却不知道该怎么做。”

　　起初，马克拉姆认为卡伊是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只要卡伊能够移动，他就不会停下来。“他不停地跑，非常难控制，”马克拉姆说。然而随着卡伊的成长，他变得沉寂下来，通常没有任何明显的原因。“他变得更加特别，他不再过分活跃，而是变得更加行动困难，”马克拉姆说。“情况很难预测。他会发脾气。他会抵触学习和任何一种教导。”

　　然而，卡伊也非常喜欢与人拥抱，甚至是与陌生人，这也是为什么过了好多年他才被确诊的原因之一。这样的热情使得很多专家排除了自闭症这种可能。经过多种评估后，卡伊才最终被诊断出患有阿斯伯格综合症，这是自闭症的一种类型，患者会有社交困难和重复性行为，但并不缺乏语言能力也没有严重智力障碍。

　　“我们带他到处检查，然而每个人的解释都不一样，”马克拉姆说。作为一个珍视严谨的科学家，他对此非常生气。他离开了医学院，去探索神经科学，因为它不喜欢精神病学的含糊不清。“我对精神病学的运作方式非常失望，”他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尝试理解卡伊成为了马克拉姆的嗜好。

　　这使他“迫不及待”地想要模拟大脑：他认为神经科学太零碎了，如果不把更多的数据整合在一起就不可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对于只能了解大脑中的片段我会感到不满足;我们必须了解大脑中的一切，”他说。“每一个分子，每一个基因，每一个细胞。你不能遗漏任何东西。”

　　这份迫不及待也使得他下决心去研究自闭症，他开始读他可以拿到的任何研究报告和书籍。当时，在20世纪90年代，这种情况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这种诊断只被引入进了精神病学的圣经，随后，在1980年，被引入DSM III（《精神疾病的诊断标准第三版修订版》）。1988年，由达斯汀.霍夫曼主演的关于一个自闭症天才的电影《雨人》，使大众开始能够想象到自闭症不仅是一种残疾，也是古怪的智力的一个来源。

　　20世纪中叶，那些黑暗的日子已经过去。在那段日子里，自闭症被认为是由冷冰冰地拒绝了他们的婴儿的没有爱心的“冷酷母亲”造成的。然而，尽管专家现在认为这种情况是神经病学的问题，其形成原因仍不清楚。

　　最杰出的理论认为，自闭症的病因是大脑社交性区域出现问题，从而导致同理心缺失。这种“心智理论”的概念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尤他?弗里斯、艾伦?莱斯利和西蒙?巴伦-科恩提出。他们发现自闭症儿童很晚开发出区分认知自我和认知他人的能力，而其他儿童很早就发展了这些能力。

　　在一个如今很著名的实验中，儿童观察两个木偶，“莎莉”和“安妮”。莎莉把一块大理石放进篮子里便离开。她离去后，安妮把莎莉的那块大理石放进一个盒子里。四五岁大的正常儿童可以预知，莎莉会先在篮子里找大理石，因为她不知道安妮移动了石头。但是一些年龄更大的自闭症儿童依然会说，莎莉会先查看盒子，因为他们知道石头在那儿。一般儿童可以不假思索地接受莎莉的观点，且知道当莎莉离开的时候，安妮藏起了大理石，而自闭症儿童很难理解这种思维方式。

　　研究者把这种“心智失明”——一种观点采择的丧失——和他们对自闭症儿童的观察自闭症儿童不善于伪装联系在一起。自闭症儿童把精力集中在物体和方法上——玩陀螺、堆积木、记忆符号以及沉迷于像火车和计算机之类的机械物件上，而非假装和其他人待在一起。

　　这种明显的社交漠视被视作自闭症的主要特征。不幸的是，这个理论也似乎暗示自闭症患者对他人不关心，因为他们不轻易把他人视作是可以被爱、反对和伤害的潜在对象。但莎莉-安妮的实验显示，自闭症患者很难理解其他人也有不同的这个观点，研究者称之为认知同理心或者“心智理论”。这不能说明他们在其他人受伤或者心情沉重时，无论在情感上还是行动上，会漠不关心。这并不是说在别人身体或情感上受伤或痛苦时他们就不在乎——从专业角度说是情感同理心——自闭症患者并没表现出必然地缺失。

　　然而令人难过的是，“共情”和“同情”被融合进了同一个词语里。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自闭症患者“缺乏同情”的观念深入人心。

　　“当我们观察自闭症领域的时候，我们无法相信这个事实，”马克拉姆说道。“大家会觉得他们没有同情心，没有“心智理论”。实际上卡伊能看透你，虽然他很奇怪。他对于你的真正意图有着更深刻的理解。”而且他想要与社会互动。

　　显而易见的想法是：也许卡伊没患自闭症？但当马克拉姆全神贯注查看文献时，他确信卡伊的诊断是正确的。他学习的知识足够让他明白，他儿子的其他行为都是非常典型的自闭症症状，没有误诊的可能，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情况可以解释他儿子的种种举动和嗜好。毫无疑问已被确诊为自闭症患者的人，却取得成功的故事，像是畅销传记作者，动物科学家天宝?葛兰汀，作为无可非议的自闭症患者，也对自闭症患者无法理解除了他们自己以外的其他人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

　　1999年，在旧金山的加利福尼亚大学，马克拉姆开始以客座教授的身份开始了自闭症的研究。他的同事，神经科学家迈克尔?梅策尼希，提出自闭症的病因在于抑制性神经元与兴奋性神经元之间的不平衡。缺乏对冲动行为的抑制这个观点可以解释卡伊突然轻拍眼镜蛇的行为。马克拉姆从那里开始了研究。

　　2000年，在奥地利举办的一次神经科学研讨会上，马克拉姆结识了他的第二任妻子卡米拉?森德雷克。他当时已经和阿娜特离婚。“当时我们一见钟情，”卡米拉说。

　　她的父母在她五岁时离开了由共产党统治的波兰，前往西德。当她遇见马克拉姆时，她正在马克斯?普朗克协会攻读神经学硕士学位。当马克拉姆前往洛桑启动了人类脑计划时，她也开始在那里学习。

　　卡米拉像他丈夫一样，高个子，长着直长的金发，一双绿色的眼睛，我们在她能远眺日内瓦湖的开敞式办公室见面时，卡米拉上身穿着水手装下身穿着牛仔裤。她除了在那里做自闭症研究外，还运营着世界第四大开放式的科学出版公司，Frontiers。公司有超过35,000名科学家在做编辑和审阅人。她见我发现了她脚踝上的蜥蜴纹身，开怀大笑，那是她年轻时迷恋大门乐队所留下的痕迹。

　　当我问她嫁给一个孩子有严重行为问题的人是否感到过忧虑时，她的回答得好像从来没思虑过这个问题。“我早就知道卡伊面临的挑战，”她说，“那时，他很冲动，非常难管。”

　　卡伊七八岁时，他们第一次在一起度过了一整天。“我手臂上大概有一些乌青和咬痕，因为他真的很不好对付。他会突然发作，做一些有危险的事情，而你必须把自己切换到‘救护模式’，”她说，有时他会径直走到马路中间。“要管束他的行为很困难，”她耸耸肩，“但如果你好好待他，他通常也会好好对你。”

　　“卡米拉对卡伊真是太好了，”马克拉姆说，“她更加有条不紊，可以制定清楚的规则。她帮了他大忙。像是电影里演的孩子们不喜欢继母的情况，在我们这儿从来没有发生过。”

　　在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大学，夫妻两人很快开始了在自闭症研究上的合作。“卡米拉和我经常讨论这个，”马克拉姆说，还说道他们两人都对现今科学水平“倍感沮丧”，而又无可奈何。他们如今共同的兴趣混杂了他们对于科学研究的动力。

　　他们从神经电路层面开始着手研究大脑。马克拉姆指派他的研究生塔尼亚?里纳尔迪?巴尔卡去选择最适用的动物模型，鉴于这一研究不便在人类身上进行。

　　当我在那里时巴尔卡正好也顺便来拜访了卡米拉的办公室，那时她已经在其他的研究项目上工作了十年之久。她热情地问候了老同事。、她在马克拉姆夫妇的指导下通过查找文献来选择符合实验预期的动物模型，并以此作为她的毕业作品。他们认为最接近人类自闭症患者的动物模型是在妊娠早期经一种抗癫痫药物——丙戊酸钠（VPA；商标名为Depakote）处理过的老鼠。像其他有“自闭倾向”的老鼠一样,VPA鼠表现出异常的社交行为和增多的重复行为，比如说过于频繁地梳理自己的皮毛。

　　但与之相比更有意义的事实是，已有研究证明，怀孕期间服用大剂量VPA药物的女性，后代患自闭症的风险提高七倍，200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这些孩子中9%都患有自闭症，而VPA有时是控制癫痫的必需药物。

　　由于VPA和人类自闭症存在某种关联，所以它的动物细胞效应似乎也应与自闭症相似。一位研究VPA鼠的神经科学家曾对我说，“我不把它视为一种动物模型，而是自闭症在其他物种上的再现。”

　　巴尔卡开始了她的工作。早先的研究显示药物处理的时间和所需剂量仍是存在争议的：不同的作用时间可能会引起完全相反的症状，而且大剂量有时还会导致机体变异。对实验鼠来说，能引起自闭症状的“最佳”时间是胚胎期第十二天，这便是巴尔卡进行药物处理的时间。

　　起初，实验效果非常恼人。有两年之久，使用马克拉姆几年前完善的费力的膜片钳技术，研究VPA鼠大脑皮层的抑制神经元，使用的是一成不变且耗费精力的膜片钳技术，这一技术在几年前由马克拉姆完善过。如果那些细胞的活性降低了，那就能验证梅策尼希曾理论推理的神经元失衡假说。

　　她反复进行着相同的制备工作，制作敏感膜片去研究抑制神经元网络。但是在经历了两年这种技术要求过于严苛，有时又很乏味，并且十分耗费时间的工作后，巴尔卡仍旧一无所获。

　　“我真的没有发现任何一点变化，”她告诉我说，“看起来一切都是完全正常的。”而她重复一个接一个地去修补那些细胞的膜片，无止境地重复着那些劳神费力的提取步骤——但仍旧没有观察到任何异常。至少她已经变成这项技术的专家了，她对自己说。

　　马克拉姆已经准备放弃这项研究了，但巴尔卡却表示反对，她说她打算把研究重点从抑制性VPA细胞网络转移到兴奋性VPA细胞网络上来。从那时起，她的研究总算有了转机。

　　“整个神经元网络的兴奋性是存在着一些变化的。”她这么说着，再一次提起了热情。那些网络化VPA细胞的反应强度几乎是正常细胞的两倍——并且它们呈现出超链接的状态。如果一个正常细胞和其他的细胞有联系，那么一个VPA细胞就连接着二十个细胞，同时反应程度还没有降低。恰恰相反，它们是极度活跃的，而这未必是缺陷——反应更活跃、连接更紧密的神经网络学的会更快。

　　但这对于自闭症患者意味着什么呢？当巴尔卡在研究大脑皮层时，卡米拉?马克拉姆一直在观察实验鼠的行为表现，她发现实验鼠比正常鼠表现出了更严重的焦虑症状。“简直就像发现了一座金矿，”马克拉姆说。这一变化是十分显著的。“你一眼就能看出来那些VPA鼠有点不一样，它们的行为也有些异常。”马克拉姆指出，它们更容易受到惊吓，并能更快地了解到什么是应该畏惧的，但却不太能意识到曾经危险的形势现在已经安全了。

　　普通老鼠只会害怕在特殊声音响起时带电的那一个网格，而VPA鼠变得不仅害怕那个声音，还对整张电网以及所有和它有关联的事物表现出恐惧——比如相似的颜色、气味、还有其他可以清楚辨别的蜂鸣声。

　　“这种恐惧状态被巨幅放大了，”马克拉姆说，“于是我们观察了杏仁体中的细胞反应，同样的它们也处于极度活跃状态，然后这一切终于变成了一个美妙的故事。”

　　马克拉姆夫妇意识到了他们的研究成果的重大意义。他们意识到，超敏感的感官系统、记忆能力以及情绪系统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自闭症患者在拥有出众才能的同时又会有自闭障碍。毕竟，VPA鼠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不是他们不能够学习——而是它们学的太快，同时伴有太过强烈的恐惧感，并且这一变化不可逆。

　　他们回顾了卡伊的经历：他曾经怎样的捂住双耳，极力抗拒去看电影，痛恨吵闹声；以及他那十分局限的食谱，和对于尝试新食物怀有的显而易见的恐惧。

　　“他很清楚的记得他曾经坐在哪个餐厅的哪个位置，努力了好几个小时去勉强自己吃下一口沙拉。”卡米拉说道，想起了她曾承诺如果他能做到的话就会给他非常想要的东西。然而，他最终还是没敢尝试哪怕是最小的一片莴苣。这很明显就是过度泛化的恐惧。

　　马克拉姆夫妇也重新审视了卡伊的各种崩溃情形，他们猜想这些精神上的崩垮是不是在某些太过压抑的感受促进下发生的。他们发现如果能事先弄清楚卡伊具体是对什么情况过度敏感，就能尽早让他离开那些不舒服的场合，或是趁他的痛苦还没发展到难以忍受的地步时尽量缓和他的情绪，以此来防止他发脾气。这个有关于“激烈的世界”的理念立刻就产生了实际的影响。

　　杏仁体

　　VPA相关研究数据还表明，自闭症并不仅仅累及单个脑神经网络。在VPA鼠的大脑中，已经证实了杏仁体和大脑皮层都对外界的刺激呈现出超敏感化。所以也许，马克拉姆夫妇断定，也许自闭性社交障碍并不是因为社交能力有缺陷，而很有可能是由脑内信息过载导致的。

　　想象一下，一个婴儿身处于一个残酷无情而又充满未知的世界，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毫不意外，一个感受到过多外界压力的婴儿自然会试图逃避。卡米拉认为这就好比失眠、时差反应、还有宿醉一下子同时发生。“如果你有一两天没睡觉，所有事情都会让你感到难受，光线会刺激到你，噪音会刺激到你，于是你就退缩了。”她说。

　　然而，与成人不同的是，婴儿无法逃跑。他们能做的只有大哭和打滚，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触摸、眼神接触、还有其他强烈体验的极力躲避。自闭症儿童可能沉迷于各式各样的图案，以及事物的可预测性，就是为了去了解混乱。

　　与此同时，如果婴儿选择用逃避来克服周遭的混乱，他们将错过一个被称为“敏感期”的阶段。在这个人脑发育期，大脑会对某些外界刺激尤其敏感，并快速接受它们。错过这个“敏感期”可能会使他们患上一些终身疾病。

　　语言学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婴儿在三岁以前没有接触到语言环境，他们的表达能力可能受到永久性的损坏。以前我们错误地认为耳聋和智力障碍相关，如果失聪的宝宝没有在年轻的时候学习手语，他们常常会患有长期语言障碍。但问题并非是他们大脑里的“语言区域”损伤了，而是他们在一个关键的时期没有接受到相应的语言刺激。（巧的是，同样的现象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学习第二语言对于小孩子来说很简单，而其他绝大多数人却很难上手。）

　　这一发现对于自闭症有着深远的含义。当自闭症宝宝感到不知所措而选择逃避时，其表现的社交障碍和语言障碍并非缘自受损的大脑区域，而是因为当大脑需要关键的输入信息时，这些信息不是被周遭的噪音淹没了，就是被宝宝们刻意回避了。

　　强烈世界理论也可以解释自闭症儿童和弃婴以及被冷落的婴儿之间悲惨的共同点。被严重虐待的儿童经常和自闭症患儿一样晃动身体，逃避眼神接触，并有社交障碍。这些共同点导致自闭症孩童的父母在几十年间备受谴责, 甚至还产生了“冷酷母亲”这一恶名昭彰的头衔。但如果患者的行为是一种应对机制，那么自闭症就不是虐待造成的，而是因为日常的经历就足已让他们感到无法承受，甚至造成心理创伤。

　　马克拉姆夫妇进一步梳理出了更深远的含义：社交障碍并不能界定自闭症，甚至不是自闭症的一个固有特征。如果通过早期人为干涉来降低或调节周围环境的刺激强度，就可以保护自闭症儿童的才能，由自闭引发的缺陷也能减轻，甚至有可能完全避免。

　　VPA模型还捕捉到了其他一些自相矛盾的自闭症特质。例如，虽然自闭症人群最普遍的症状是过度敏感，对于疼痛他们却经常反应迟钝。同样的特质也表现在VPA鼠上。另外，关于自闭症有一个最为一致的发现，那就是异常的脑部发育，特别是在皮层。研究表明，自闭症患者的皮层存在过多的被称为微柱体的回路，相当于大脑的微处理器。VPA鼠同样也有此特质。

　　而且，在对一些科学家的尸检中也发现了额外的微柱体，而他们生前并未患自闭症，意味着这样的大脑结构不一定会导致社交障碍，反而有可能伴随着超人的智力。

　　也许自闭的大脑就像高性能的引擎一样，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才会运作正常。如果具备了这些特定条件，这样的机器将会像法拉利胜过福特一样胜过其他的机器。

　　2007年马克拉姆夫妇第一次发布他们关于强烈世界理论的研究成果：一篇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关于VPA鼠的论文。随后Frontiers in Neuroscience杂志刊登了他们关于此论文的综述。次年，此领域规模最大的会议，神经科学学会，召开了此课题的专题研讨会。2010年，马克拉姆夫妇在Frontiers杂志发表了第二篇论文，修正并进一步扩展了他们的论点。

　　自那之后，其他团队复制并延伸马克拉姆夫妇的实验，已陆续发表了超过36篇关于VPA鼠的论文。今年的神经科学学会上，至少有5项关于VPA自闭症模型的新发现。关于自闭症感官方面的研究曾长期被忽视，但马克拉姆夫妇的强烈世界理论以及VPA鼠实验让这个课题变得瞩目。

　　但对于这些课题，此领域的研究同仁们仅给予谨慎的回应。除了来自蒙特利尔大学的精神病学教授劳伦?密特朗，同时也是蒙特利尔大学自闭症研究中心的主任。他甚至比马克拉姆夫妇还更早地提出并强调了自闭症患者的感知差异。在密特朗教授之前只有极少数研究者涉及感知问题。几乎其他所有人都把目光聚焦在社交障碍上。

　　可是当密特朗第一次提出自闭症与他所谓的“感官功能放大”有关联时，他也与其他多数专家一样，认为这种功能是一种缺陷的表现。当时他的想法是，一些自闭症患者之所以显现出优越的感知能力，是高阶的脑部功能造成的，这些功能在过去一直被认为是“零碎的技能”，而非患者真实的才智。以前自闭症天才又被称为"白痴天才"，因为他们不象“真正的”天才，无法利用他们卓越的才智进行创造。密特朗在一篇综述中如此解释道：“自闭症患者不仅无法展示出他们异常的感知优势，而且无法形成一种整体的或是高层次的表述能力。”

　　但随后的研究让密特朗意识到早前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自己及其他人的研究皆表明，自闭症患者不仅在“低阶”感知任务中优于常人，像是能更准确地检测音阶，更快更好地察觉某些视觉信息；在较为“高阶”的认知任务像是视觉智力测试中也更胜一筹。

　　事实上，一直以来我们都明确地知道检测和操纵复杂系统的能力是自闭症的一项优势，以致于那些带有自闭特质的天才们都快成为我们对硅谷人才的刻板印象了。比如今年五月，德国软件公司思爱普宣布将聘用650名自闭症患者以利用他们的特殊才能。数学，音乐鉴赏和科学成就都需要对系统，模式和结构有很强的理解力和操控力。自闭症患者及其家人在这些领域有着很高的比例，暗示了遗传因素的影响。

　　"我们的立场来自各个不同的研究领域，但得到的结论却是一致的，” 密特朗在评价马克拉姆夫妇及他们的强烈世界理论时这么说到。（密特朗还指出，马克拉姆夫妇是在研究细胞生理，他则把自己想象成在研究真正的人脑。）

　　密特朗还说，亨利?马克拉姆是从别的领域转过来的，还有个自闭症的儿子，“他应该会有有自己的想法，不会受固有理论影响”，尤其不会被那些将天才视为缺陷的观念影响。他说，“我非常赞成他们的研究”，不过他认为马克拉姆夫妇还有很多细节需要证明。

　　密特朗的支持态度并不意外，因为“强烈世界理论”与他自己的研究发现相吻合。甚至“心智理论”的另一位创始者也认为，亨利团队的发现很有可能是正确的。

　　剑桥大学自闭症研究中心主任西蒙?巴伦-科恩对我说，“自闭症患者的社交障碍，例如无法判断认知方面的同理心（也被称为“心智理论”），有可能是更为基础的感知异常的结果。对这种观点我持开放态度”。换句话说，马克拉姆夫妇的生理模型可能是原因，科恩研究的社交障碍才是结果。科恩还说，VPA鼠实验模型“值得关注”。不过，他也指出，大部分自闭症并非VPA所致，也有可能患者的感知缺陷和社交缺陷是共生关系，而非因果关系。

　　他的合作者、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认知发展教授犹他?福尔斯却并不信服。她提起强烈世界理论时说，“这对我没用。我不想说这是垃圾，但我认为他们想用一个理论解释太多东西了”。

　　但和这两位科学家相反，自闭症患者家庭对这套理论的反响非常热烈。自闭症患者自我宣传网络主席阿里?尼曼说：“与之前的大多数理论相比，强烈世界理论的一些内容与自闭症患者的状况更相符。这套理论更强调感知问题，与患者的真实情况更为贴近。”经过尼曼和其他自闭症患者的努力，感知障碍已列入DSM-5（《精神疾病的诊断标准第五版修订版诊断标准》），这是感知障碍首次作为自闭症症状被如此认可，也是强烈世界等类似理论逐步被接受并认可的又一迹象。

　　史蒂夫?希尔伯曼正在撰写一部自闭症历史：《神经族：睿智看待思维独特之人》（NeuroTribes: Thinking Smarter About People Who Think Differently）。他说，“七十年来，我们对自闭症的研究都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自闭症患者是脑损伤患者。但强烈世界理论却告诉我们，自闭症患者察觉的太多也感受的太多。这个理论很有价值，因为我觉得‘损伤说’严重伤害了自闭症群体和他们的家人，也误导了科学。”

　　普里西拉?吉尔曼有个自闭症孩子，她也对强烈世界理论充满热情。她在回忆录《反浪漫主义的孩子》（The Anti-Romantic Child） 中，描述了为儿子求诊的漫漫长途。本杰明上幼儿园的时候，吉尔曼就带他到耶鲁儿童研究中心做全面评估。当时，他没有任何典型的自闭症迹象，但看上去的确像是阅读早慧——两岁半的时候，他就能一字不差、大声而流畅地朗读妈妈的博士论文了。和自闭症患者的其他天赋一样，阅读早慧也往往被看作“零碎”优势而被忽视。

　　吉尔曼回忆说，当时，耶鲁专家们排除了自闭症，说本杰明太“热心”、太“关心”了。卡伊?马克拉姆的拥抱也和这差不多，被当作排除自闭症的因素。但在12岁的时候，本杰明被正式诊断为自闭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但是，从强烈世界理论的观点来看，热心与自闭并不矛盾。看似反社会的行为是因为受到他人情绪的过分影响——与冷漠恰好相反。

　　实际上，对正常儿童和成人的研究也发现，过度悲痛也会削弱同理心。如果他人的悲痛让旁观者都感到难以忍受，连正常人都会首先抽离，先平复自己的情绪，而不是帮助他人——这就和自闭症患者的反应一模一样。只不过自闭症患者更容易感受到悲痛，所以他们的反应就显得不正常。

　　埃米莉?威林厄姆（Emily Willingham）说，理解他人的感受并被这样的感受淹没，可能会导致不恰当的情绪反应，或者导致感知关闭，后者被视为同理心缺失。她是一名生物学家，也有一个自闭症孩子，她甚至怀疑自己也有阿斯伯格综合症。她说，自闭症患者“将站在他人角度体验到的情感海啸般一股脑承担下来，内向只是一种保护”，而不是冷漠。

　　至少有一项研究支持了她的观点，研究表明在认知测试中得分低的自闭症患者，其实比正常人更容易受到他人情绪的影响，还记得安妮、莎莉和藏大理石那个实验吗？吉尔曼说，“我有三个孩子，我最能感同身受的就是自闭症那个”。她还说，第一次听妈妈读到强烈世界理论时，就说“本杰明就是这样。”

　　本杰明的超级敏感显然也与他的超级感知能力有关。“他有时候会说，‘妈妈，你在用D调说话，能不能换成C调？这样我更容易专心，也更容易听懂。’”

　　本杰明学过音乐，智商又高，所以能用自己的“绝对音感”能力（无需借助参考音就可辨别音准的能力）描述问题。但很多自闭症患者并不能像他这样说出自己的感受。虽然卡伊也对语调很敏感，他说自己最喜欢一位女老师，是因为她“说话轻柔”，哪怕不高兴的时候也一样。但直到19岁，卡伊仍不能做出更具体的描述。

　　最近去洛桑时，卡伊穿着一件天蓝色连帽衫和查克?泰勒风格的灰色运动鞋，鞋带在顶部仔细地松开了。 “我的说唱运动鞋， ”他面带微笑地说。卡伊会说希伯来语和英语，和母亲生活在以色列。他的学校在雷霍沃特附近，这所学校专门招收有学习障碍的学生。他的行为很自然，不过，偶尔也会没理由地皱眉头。但当他说话时，很明显，他想和别人建立沟通，即使他一个问题也回答不出。当被问及是否认为他看到的东西和别人不一样时， 他说， “我用另一种方法去感受他们。”

　　卡伊在客厅等着家人带他出去吃饭。亨利的姑姑和姑父也和他们住在一起，帮忙照顾他们的新成员：9个月大的夏洛特和一岁半的奥利维亚。

　　“这是个拼凑起来的大家庭”卡米拉说，并提到，他们去以色列时，通常住在亨利前妻的家里，在洛桑时，她便和亨利的家人住。夫妻俩都经常出差，不时会遇到问题。没有人会忘记卡伊小时候发的一次脾气，结果被荷航禁止登机。航班延误令他非常不安，他到处乱踢，尖叫，并吐口水。

　　然而，卡伊现在很少发脾气。在家庭和学校的支持下，加上他最近正在服用一种抗精神病的药物，卡伊对自己的敏感反应有了更深的了解，因此他的自闭症状也得到了缓解。

　　“我过去是一个坏孩子。总是不停地敲打东西，惹了不少麻烦， “卡伊提起他的过去时说。 “我以前真的很顽皮，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我现在长大了。“他的亲戚点头表示同意。卡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尽管他的父母仍然认为他的大脑还有远比他讲话和学业所表现出来的更大的才能。

　　在马克拉姆夫妇看来，如果自闭症是由超敏感的大脑引起的，那么这些最敏感的大脑其实是最容易被这个强烈的世界弄伤。但是，如果自闭症患者能学会对大量的信息进行筛选，尤其是在童年时期，那么那些最脆弱最严重的自闭症患者可能被证明是所有人中是最有天赋的。

　　马克拉姆就是这样看待卡伊的。“他的智力并不差，”他说，“他是有缺陷，但他的大脑有些不寻常的事情正在发生。这是一种躁郁症。就像他继承了很多我的怪癖，而且这些怪癖都被放大了。”

　　怪癖之一就是对准时的坚持。 “如果我说要做什么事，”马克拉姆说，“我可能会变得非常执拗。到那个时候一定要做到。”

　　他补充说，“对我来说这是优点，因为这意味着我会兑现。如果我说我会做一些事情，我一定做到。“但是对于卡伊来说，预期和规划会失控。当他要去旅行时，早早就会提前，一遍又一遍地规划旅程中的每件事。“他会坐在那里计划，比如，何时起床。他就要去执行。无论如何他都要登上那架飞机，”马克拉姆说。“但他可能已经因为这些细节浪费一整天了。这就像是我的怪癖走到了极端，对我来说，这种怪癖是一种优点，但对他来说，就成了缺陷。”

　　如果这是真的，自闭症患者就有着难以置信的未被认识的潜力。如果说卡伊的大脑甚至比他父亲的还要细腻缜密，那他就有可能比他父亲更加聪明。 比如马克拉姆的视觉能力。天宝?葛兰汀，他第一本以自闭症为主题的回忆录名为《图片式思维方式》。和他一样，马克拉姆也有着惊人的视觉能力。 “我能看到我思考的东西， ”他继续说，当他思考科学或数学问题， “我可以看出事物本来的样子。如果它不存在，我马上就能在脑袋中将它模拟出来。”

　　在马克拉姆的人类脑计划的办公室，访客能够体验被这种思维占据的感受。在配有蓝宝石色，郁金香形椅子的小放映室里，我手持3-D眼镜。灯光变暗的瞬间，我似乎置身于一座神经元森林，那么清楚、那么浓密，如天鹅绒般柔软得让人忍不住想伸手去摸。

　　被如此真实的仿真包围着，让人很难注意旁白，其中就包括关于该项目令人震惊的事实。但也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给。如果这只是一小段卡伊的日常生活，那就很容易明白他小时候是多么困难了。这是关于自闭症和同理心的悖论。问题可能不是自闭症患者不能理解普通人的观点，而是普通人想象不到自闭症的真实情况。

　　最严重的缺陷反而隐藏着天赋，这观点令强烈世界理论的批评者们感到吃惊和不快。他们觉得这不过是一厢情愿，给那些希望看到自己孩子最好的一面的父母和那些一直努力摆脱自闭症污名的人提供了虚假的希望。他们说某些类型的自闭症就是智力障碍。

　　他接着说，“从生物学上来讲，自闭症不是由单一的条件引起的。从生物学的层次问‘是什么引起自闭症？’，就相当于问一个机械师‘为什么我的车启动不了？’，原因太多了。”贝蒙迪相信强烈世界理论能够解释某些形式的自闭症，但不能解释其他的。

　　然而，卡米拉仍认为坚持数据显示那些缺陷最严重的人往往是最有天赋的。她说：“从生理学和连通性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大脑才是最强大的。”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么能够释放出那些潜能。

　　“我希望我们能给别人带来希望，” 她说，同时承认强烈世界理论的支持者目前也不清楚该怎样正确地进行早期干预，甚至不知道这样的干预能否降低大脑的缺陷程度。

　　尼曼以及其他自闭症领域的主要研究者对神秘的能力这个猜想表示担心，他们害怕这个猜想会给自闭症患者带来另一种不好的名声。他说：“我们承认，自闭症患者在认知方面的确有一些优势，而且这个现象非常值得研究。”但他强调，“一个人无论他有或是没有特殊的能力，他的存在都是有价值的。如果说我们被社会接受只是因为我们有时能做炫酷的事，那么我们其实并没有被社会接受。”

　　现在马克拉姆夫妇正探索能否在自闭症早期，营造一个平静的、可以预见的环境，减缓VPA鼠的超负荷状态，减少意外发生，从而降低VPA鼠的社交困难，同时提升学习能力。最新研究表明，在婴儿二个月大时就能够检测出自闭症，所以也意味着这种治疗方案是非常吸引人的。

　　卡米拉说，目前的数据非常乐观：意外的新事物会让受试鼠情况恶化，而有规律地、重复地、谨慎地介绍新的信息则对它们有益。

　　对人类来说，就是在婴幼儿这个关键时期，大脑最脆弱的时候，需要保持大脑神经电路的稳定。马克拉姆说，“在高强度下，大脑电路会关闭，接着僵化。这是我们想要避免的，因为想要逆转这个过程将会十分困难。”

　　对自闭症儿童来说，早期介入治疗或许可以帮助他们提高语言学习能力和社交能力。尽管早期介入的优点已经明确但这些治疗一般不采用强烈世界理论的观点。应用行为分析这个最为流行的介入方法是通过奖励患者配合“正常的”行为来治疗自闭症，而不是去了解导致患者行为的动因，或在大脑缺陷出现的初期解决问题。

　　调查显示，事实上只有当人接受适量的挑战时才能学得更好——即不至于无聊，也不至于不堪重负；既不在舒适区，也不在恐慌区。对于不同的自闭症患者最佳的点也许是不同的。但是马克拉姆夫妇认为不同的只是程度，而不是种类。

　　马克拉姆认为应提供一个温和而可预见的环境。“这跟怀孕的第四阶段差不多，”他说。“为防止大脑回路锁死到恐惧状态或行为模式，就要尽早提供一个已过滤的环境，”马克拉姆解释道。“我认为如果可以避免上述模式，那大脑回路就可以进入安全而灵活的模式。”

　　创造这样的一个“茧”需要用耳机等物来隔绝过多的噪音，然后逐渐提高强度，尽可能保持日常惯例，避免惊吓。如果父母与老师可以正确操作，马克拉姆总结道，“我觉得他们可以成为天才。”

　　在科学领域，确认偏见一直是一个看不见的敌人，如果你心里已经有了答案，可能就会变通规则来迎合，无论是故意的还是仅仅因为我们本能地想要忽略不利的真相。”事实上，所有的科学手段都可以被看做是一系列为避免偏见的尝试：实施双盲对照试验就是因为病人和医生都倾向于看见他们想看见的结果——改善。

　　同时，最好的科学家是被激情驱使的，而激情都只来自于个人的需求。马克拉姆夫妇承认他们与凯伊的经历影响了他们的工作。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尊重科学。对于强烈世界理论的许多批评，马克拉姆夫妇都可以简单地回答说，他们的理论只适用于一部分自闭症情况。这样就很难推翻了。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在2010年的论文中，他们列出了一系列如果成立，就能将强烈世界理论推翻的发现，包括发现有人的相关大脑回路没有过度反应，或者发现有人大脑回路的过度反应并没有导致记忆、感知或情绪的缺失。然而就目前来说，已有的数据都是支持该理论的。

　　但是不管强烈世界理论可以解释所有还是大部分的自闭症，它都已经对自闭症主要由缺乏同理心或社交紊乱造成的旧观念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强烈世界理论挑战了这个给自闭症打上烙印的刻板印象，即将自闭症患者的优势塑造成缺点，或者因为相关的弱点而使优点变得不那么重要。

　　亨利?马克拉姆尝试从他儿子凯伊的视角出发——他几乎做到了完全一致的视角——已经为自闭症患者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他证明，自闭症患者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缺乏同理心。如果强烈世界理论被证明是正确的，我们将会用完全不同的方式看待自闭症，甚至是看待普通人对现代生活中普遍的数据超载现象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