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遗传和环境方面的因素对孤独症大致负有相等的责任。
对一些研究人员来说,现在的孤独症就像从前的癌症。
“人们曾经以为,孤独症是因为家长对孩子太冷淡造成的。这个观点已经造成了很多伤害。”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斯科特·塞立克(ScottSelleck)认为那是个荒谬的观点。
在过去几十年里,人们对孤独症这种奇怪的病症的认知越来越广泛,也先后有一些病因被提出,然后又被认定为荒谬。在2012年2月份召开的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年会上,一些孤独症研究专家重点从环境因素的角度探讨了科学界对孤独症的最新认识,“来自遗传和环境方面的因素大致负有相等的责任,一半对一半。”塞立克在专题研讨中提出这样的说法。
极为复杂的疾病
孤独症是一种发育障碍,症状的出现可以早至婴儿18个月大的时候。尽管具体症状会有不同,但患者的共同特点是社会行为不足、语言异常和重复动作(比如反复拍手)。有些患者在婴儿时期看起来正常,但长大一点就发现,他与家长的互动开始消失,外人无法引导其注意力,语言学习也出现障碍,甚至始终不会说话。
最初人们以为婴幼儿出现这些问题是家长的培育方式造成的,后来才认识到这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神经疾病。“我们已经认识到有很多很多的基因在起作用,可能有数百个。”塞立克说。
多年来不同的研究提出的易患基因的数量差别很大,从3个到100个不等。而且这些基因的分离规律并不简单地遵循孟德尔法则,已有的研究表明潜在的易患基因分布在整个基因组上,并且没有单个的基因能够引起全部的临床表现。
孤独症引起越来越多人的注意,是因为过去20年里,在一些发达国家,孤独症患者的数量呈现出爆发式的上涨。比如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2007年就医的孤独症患者比1987年增长了12倍。美国国家精神健康研究所主任托马斯·英塞尔(Thomas
Insel)2009年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一次公开演讲中也提到,他1980年代需要做大范围的搜寻才能找到一名孤独症儿童,“我不知道任何的数据像这个一样,在20年的时间里有如此急剧的增长”。他说现在就研究兴趣和经费来讲,孤独症就像是20年前的癌症。
一些研究人员试图找到急剧增长的数字背后的根源。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家彼得·贝尔曼(PeterBearman)及其同事在2010年发表的研究显示,自1987年之后,加利福尼亚州对于孤独症的界定放宽了数次,这是导致确诊数量增多的最主要原因。此外,数字的增长也与公众知晓程度和生育年龄有关。北美和欧洲的夫妇生育时间变晚,而研究显示,年龄较大的父母更容易将孤独症的基因遗传给孩子。
但是,以上这三个因素只能解释掉一半的增长病例,另外一半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成了谜团。公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曾经怀疑,给婴幼儿接种的预防麻疹、腮腺炎和风疹的三合一疫苗与此有关,但医学调查的结果并不支持这一猜测。
大脑方面的差异
2012年2月发表在《美国精神病学报》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具有高发病风险的婴儿中,日后患病者与正常人的大脑差异早在6个月时就表现出来了。在宾夕法尼亚儿童医院的孤独症研究中心,莎拉·帕特森(SarahPaterson)博士及同事扫描了92个具有高发病风险的婴儿的大脑,这些婴儿都有兄妹患有孤独症。这些婴儿在6个月时扫描一次,然后可能在12个月或24个月时再进行扫描。在24个月时,30%的婴儿出现了孤独症症状。然而,早在症状出现之前,也就是6个月时,他们的大脑就表现得与其他婴儿不同。
在这项研究之前,伦敦的一组研究者发现,在给具有高发病风险的婴儿看人脸照片时,他们的大脑响应与正常人不同;那些日后发病者的大脑响应也与未发病者的不同。
在另一项稍早发表的研究中,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科学家扫描了180名2到4岁儿童的大脑,发现在男孩子中,患有退行性孤独症者的大脑比正常人要大,而在女孩子中没有这种差异。更有研究发现出生体重偏低的儿童的发病风险远高于正常儿童。
帕特森称他们做出的是一个“极其激动人心的发现”。“我们的发现,尽管仍需要重复,但它是通往确定一个孤独症风险生物标记的第一步。这可能会让专家通过行为观察来做更为早期的诊断。”帕特森说。
而在那项发现大脑体积差异的研究中,加州大学精神病与行为科学系教授大卫·阿穆恩(DavidAmaral)认为:“这项发现加入了正在增长的证据行列,表明孤独症有多种生物学亚型,每种都有不同的神经生物学基础。”
未知的神经毒性
除了从遗传方面寻找线索,一些研究人员近些年来也将目光转向了环境因素。美国加州大学教授艾萨克·皮萨(IsaacPessah)在美国科学促进会2012年会上指出,目前环境中存在多达8万种来自工业生产或其他来源的非自然生成的化学物质,它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没有进行过神经毒性的测试。
此前,英塞尔也说过,孤独症无法完全用遗传解释,一定存在环境因素。“有8万种潜在的有毒物质。……我们现在连皮毛都没有触及。”
对于环境因素与孤独症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皮萨及其同事在一份研究综述中举了几个例子。
有机氯杀虫剂自1940年代起被广泛用于农业和害虫控制,到了1970年代,美国禁用了有机氯杀虫剂。原因是它能够持续存在于环境中,对鸟类繁殖产生影响,在对啮齿类动物的研究中也发现它能够导致肝癌。“由于它们的化学稳定性,也由于有些国家仍在使用并扩散到全球,再加上它们有生物累积效应,所以有机氯仍然对全世界人们都是一个健康疑虑。”皮萨等人写道,“然而人们对它们的发育神经毒性知之甚少,长期低剂量暴露所产生的后果也未被充分评估。”
另一个例子,是近几十年来兴起的芳基吡唑类杀虫剂,它们看似避免了有机氯杀虫剂在环境中留存的问题,它们的原理是作用于昆虫中枢神经系统中的γ-氨基丁酸受体。但新近的研究却发现它们也能对哺乳类动物产生类似的影响,从而干扰人的神经系统。
美国加州健康服务部的埃里克·罗伯茨(EricRoberts)及同事几年前做过一项调查,发现住在被有机氯杀虫剂污染的农田周围500米内的妇女,其子女患孤独症的风险比不住在农田附近的高6.1倍。孤独症发病风险随有机氯杀虫剂的浓度上升而增大,随居住距离增加而减小。皮萨及同事对此评论说,尽管这项研究的样本数量较小,但提示我们亟需研究直接作用于γ-氨基丁酸受体的化学物质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阻燃剂与汽车尾气
参与此次研讨的美国加州大学教授珍宁·拉塞尔(JanineLaSalle)指出,电器、寝具、地毯和家具中广泛使用的防火材料中含有叫做多溴联苯醚的有机污染物。“像多溴联苯醚这样的有机污染物能够存留在富含脂质的组织中,比如人脑,因而会与人脑发育有关。”她说。在她的研究中,临产的小鼠被暴露在多溴联苯醚的环境中,研究人员观察了这种化学物质对小鼠后代的长期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临产期暴露于多溴联苯醚的小鼠,在与人类平均暴露剂量相当的情况下,其雌性后代的社会性、学习能力和早期发育都会受到负面影响。而在人类社会中的已知的最高剂量的影响下,小鼠的繁殖能力会受到负面影响。
“这些结果引起的忧虑是,越来越普遍存在的多溴联苯醚阻燃剂,以及它们可能对遗传上的易患个体产生神经发育上的影响。”拉塞尔表示,“这些结果同时强调,理解影响社会行为和认知行为的外成性途径是重要的,因为这些途径可以被作为改进孤独症治疗的研究对象。”
诱发孤独症的因素甚至可能存在于堵车时的汽车尾气之中。南加州大学凯克医学院教授帕特·列维(PatLevitt)在研讨会上提到了他的同事、流行病学家希瑟·沃克(HeatherVolk)近几年做的一项研究。后者研究了一些儿童的出生记录,发现在洛杉矶、旧金山和萨克拉曼多,住在高速公路旁309米以内的妇女,其后代患孤独症的风险是远离高速路者的两倍。
沃克在她的研究中并没有直接测量汽车尾气,而只是对孤独症患者的出生记录进行了分析。但早先已经有相关研究显示,出生后的最初几个月如果暴露在空气污染中,婴儿可能出现认知发育延迟。而沃克等人的研究第一次将汽车尾气和孤独症联系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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