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自闭症康复机构 普遍无证

老师和自闭症孩子做游戏

　　昨天，是“世界自闭症日”。成都市残联党组委、副理事长蒋华莹说，虽然最新的研究资料显示，新生儿中的自闭症患儿比例日益提高。但由于这对我国来说，仍是一个新型的残疾病种，大家对它的研究、认识还远远不够，因此成都市究竟有多少例这样的患儿，目前还不太清楚，也未找到值得推广的治疗和训练方式。

　　在这样的状态下，自闭症孩子的亲人们摸索着创办起康复训练中心。但受财力等方面的影响，这些散落的小机构难以到相关职能机构领到证。因此，大多数民办康复中心都是非法的。今天，本报走进成都市区的各大自闭症康复机构，关注他们的生存困局。

　　机构现状

　　学农业的当起了训练老师

　　前天上午，成都市一环路某训练机构里，记者见到了资深的自闭症训练老师康达（化名）。康达已从事该职业3年，在圈子里算是经验丰富的老师。

　　让记者感到意外的是，康达却是学农业出身的。康达说，大学期间他参加了一些与小孩打交道的社团，一直和小孩子相处得很好。毕业后，他有意想找一份与小孩子有关的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一家自闭症机构康复训练中心招聘，“很顺利，我就被录用了。”康达说，他并没有直接上岗，而是被安排到别的训练中心学习了3个月。从此，他开始了解自闭症，学习训练的方法。

　　“或许我干了3年才入门，或许还在门口徘徊，但我相信未来这个领域肯定会有所作为。”康达说，他已经决定终生以此为业。

　　师资之困

　　专业人才远远满足不了需求

　　记者与四川爱慧、星之蓝和爱之星等3家类似机构的负责人交流时了解到，康复中心的师资来源很复杂，除了幼教、医学专业外，还有不少其他专业背景的老师。而师资也是困扰康复中心发展的原因之一。

　　成都大学特殊教育系教师蔡卓妮说，自闭症在全世界的发生率越来越高，极个别地区的发病率已高达二百分之一。在成都地区，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家长会把孩子送到专门的自闭症康复机构，而经济条件一般的家庭，往往把孩子送到智障机构。

　　“智障与自闭差别很大，它们的培训方式也完全不一样。”蔡卓妮认为，总体而言，整个四川自闭症康复中心或者培训机构都还没有形成一个品牌，也没有成熟的教学或训练模式。现在，还处于起步和摸索阶段。

　　至于师资这一块，蔡卓妮说，因多种原因，每年成都大学仅输出3至40名学生，这远远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

　　资金之忧

　　生源流失就会资金链断裂

　　四川爱慧的负责人余奕说，类似机构的收入全靠学费，家长开办的机构收费都不高。这些收费，得支付场租、工资、水、电费等。除此之外，还要肩负起培养老师的责任。

　　星之蓝的负责人薛佳说，由于无外来资金，一旦学生来的人次减少，就会直接影响康复中心的收入。同时，学生和老师建立起了信任关系后，只要老师被挖走，这部分生源就会被带走。“如果大量生源流失，康复中心就面临资金链断裂。”

　　爱之星负责人任任的妈妈说，她那里现在只有12名孩子，经营举步维艰。而像她这种规模的小机构，在成都还有很多。因此，她特别渴望成都能有一所大型、公办、专业的自闭症教育机构，收编所有的小机构，让孩子们接受更专业的培训。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一些康复中心反映，他们很难办到证，也不知道该去找哪个单位申请执照，因此普遍存在着无证经营的问题。由于没有合法的主体资格，也不可能接受社会资金捐助。

　　□各方说法

　　民政：

　　无一家机构登记在册

　　成都市民政局民间组织管理处处长李赤峰说，如果民间资本开办是特殊教育机构，应该找教育局申请，如果是康复中心应向卫生局申请。无论是哪一种，都应该到民政部门备案。目前，还没有一家登记在册的民办特教机构和康复机构。

　　教育局：

　　只管学历民办特殊教育

　　成都市教育局有关负责人私下告诉记者，民办特教机构分为非学历和学历两种，如果是非学历民办特殊教育机构，由残联主管；如果是学历民办特殊教育机构，才归教育机构管。

　　残联：

　　开设公办机构还不现实

　　成都市残联党组委、副理事长蒋华莹说，现在很多民办的特殊教育机构，实际上集教育和康复为一体。据他了解，大多数康复中心都是自闭症孩子的家长开办。由于硬件和软件设施达不到国家规定的硬性要求，难以取得证照，导致非法经营现象普遍存在。

　　针对民办机构负责人提出公办学校收编的建议，蒋华莹说，我国的特殊教育学校已经比较健全。而自闭症是新发现的病种，医生和老师们对其认识很有限，教育的方法也处于摸索阶段。“患者到底有多少？市场需求到底有多大？”蒋华莹说，到目前为止，成都市残联还没有本区域内自闭症患儿的准确数据。在这样的阶段开设公办的自闭症专业教育机构，还不太现实。

　　蒋华莹透露，今年很可能在全市做一次残疾人筛查，将首次把自闭症纳入筛查活动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