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死了,自闭症孩子怎么办?

　　做了14年的自闭症志愿者,薛晓路把发生在自闭症群体的故事,拍成了电影《海洋天堂》。

　　《海洋天堂》背后藏着一个让人震惊的事实:中国大陆地区年龄16岁到60岁之间的自闭症患者,目前的法律和救助制度完全没有加以覆盖,公众对这部分人的困境也缺乏了解,他们得不到及时的救助,一些陷入困境的家庭,往往因此走向绝路。“希望通过这个电影,大家能够关注自闭症这个群体的困境。如果只是谈论这部电影本身,我宁愿不做这个采访。”6月27日中午,薛晓路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

　　不可能和他们交流

　　1985年,中国出现第一批被命名的自闭症患者。得益于改革开放第一批医学工作者留学归来,中国大陆才有了自闭症的诊断标准。之前,这样的患者大都归于精神病、智障类别里。因为自闭症属于新出现的类别,中国官方对残疾人的划定范围不包括他们,也没有相关的法律和制度帮助他们。

　　1993年,田惠萍来到北京,创办了国内第一家服务于自闭症儿童的公益机构———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中国的自闭症机构,大部分都是按照星星雨这样的模式,由自闭症家长创办成立的。

　　我是1994年接触到自闭症的。当时我还在电影学院读研究生。一个春日的下午,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一篇关于自闭症的报道,后来我通过联系报道的记者,找到了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的田惠萍。

　　当时星星雨教育研究所在樱花东街,借了北京市聋哑学校房子办公。那房子其实就是半条走廊加一个拐角,他们把走廊的顶头稍微隔了一下,拿那个区域当办公室。

　　我当时看到的星星雨,只有三个老师,收留了大概二十个自闭症的孩子。学校的办公桌和板凳都是旧的,教学和办公都在那个狭小的区域里。三个老师面对二十多个孩子,除了照顾他们,还要给他们做饭。

　　看他们忙不过来,我就给他们打下手,从此成了星星雨的志愿者,每周去个一两天。

　　对那些自闭症的孩子,我们基本上不可能跟他们交流,基本上就是看护这群孩子,没有办法和他们交流。我们当时做的是最简单的康复工作,比如给他们吃完午饭,给他们刷碗、刷盆,要上厕所带他上厕所,就带他们出去玩。当时他们的训练方法比较浅显,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因为自闭症研究刚起步。对自闭症孩子的课程都是由老师来上的。因为星星雨是民办机构,经费一部分来自学生的学费,一部分来自社会的捐款。那些孩子缴的学费仅仅是象征性的,没法冲抵学校的运营成本,办公和教学经费的缺口完全靠社会募捐弥补,因此老师当时的工资很低,可能就二三百元。

　　没有足够的经费,招不到好老师。星星雨当时的3位老师,有城里的下岗职工,也有农村到城里的打工妹。田惠萍当时也找过那些幼师和特教出身的老师都没有结果,一是因为没有专业工作经验,二是心理障碍,三是太辛苦工资低。

　　刚开始的时候,星星雨的老师流动非常快,后来找的老师大部分都是乡下的小姑娘。我认识的那么多老师,只有两位留下来,至今还在星星雨。一直到六七年前,星星雨经费筹措的能力强一些了,得到一些国外机构的固定支持,他们的办公教学设备得到了改善,招了第一批大学毕业生,除了接受专业的培训外,还到国外去工作学习,这批人已经成为了它的管理骨干。

　　我起初接触到的自闭症孩子有非常高功能的,也有是非常低功能的,高功能通常叫“阿斯伯格”,低功能叫“凯那”,这两种孩子之间的差距非常悬殊。像我在山东见到的一个高功能的孩子,他现在已经在澳门的高中读到高中毕业了,已经参加考大学了,你跟他聊天,时间短的话,你感觉不出他有什么问题。

　　星星雨创办人田惠萍的孩子杨弢还属于低功能中稍好一点的。纯粹低功能的孩子,基本上不太会说话,他们有很多情绪的问题。比如我当时在养护中心看到的那个女孩,她不停地在屋里跑来跑去,另外一个孩子也是基本不说话,老是用衣服把脑袋包起来,这样子是很严重的。

　　我在山东看到一个孩子,二十多岁的男孩,看他穿的衣服都比较正常,后来听他们老师介绍,这个孩子的父母好像都是山东非常有名的心脑外科的大夫,但对孩子的训练做得不够好,这个孩子在家里基本上是不穿衣服的,基本上是随便大小便,或者是有时候在客人面前就光着身子,父母也不管他,等于就是彻底放弃了。

　　我还接触过沈阳周边的一个自闭症家长,那孩子大概八九岁,他上不了小学,他不是智商问题,你跟他说话,你会觉得他好多都懂,也不是笨,但他有一些话不合理,你听了就知道他不对劲。这个叫严重的社交交往障碍。他妈妈完全不能够接受孩子有病这个现实,不愿意把自己的孩子落在这个圈子里,跟我说孩子就是有点心理问题,他在上学的时候我会让他要举手发言,听老师的话,上课不要打扰课堂秩序,好像那意思是这样教他的话就能好。

　　后来我跟他妈妈说,她现在采用的办法对这个孩子是没有用的,反而可能耽误了他最佳的治疗和培训期。很多家长都希望能够治愈自闭症,据我了解,目前,自闭症无法治愈。最早开始研究这个病症的美国、欧洲,几十年里都没有找到发病的根源和治愈方法。

　　自闭症的发病机理目前医学界还不知道,没研究出来；这个病基本上不分种族,不分国家；从目前的统计数字来看,父母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高知家庭出现的比例会高；从男女比例上来说,男孩子比女孩子发病率高,但女孩子一旦是自闭症,病情就会比较严重。

　　在这样一个现实面前,我们所有的努力,是去培训这些孩子,通过一种方法跟他们相处,或者是容纳他们,在我们社会里创造一种容纳和宽容的氛围和环境,给他们一个我觉得更合理的生存空间。

　　电影没有很残酷

　　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政府会对这样的公益性服务机构免费提供场地,还会直接拨款,一些大的基金会也会对其进行长期资助。按照中国的法律规定,田惠萍建立的“孤独症儿童家庭救济基金”,不能成为公募基金会,不能直接向社会和企业单位募捐,只能零星接受个人的定向捐赠。

　　资金不够,这是民间的自闭症机构面对的所有困难。

　　1998年,我从电影学院毕业,进入中央电视台科教中心工作。这时候我开始给星星雨帮忙转换一些视频资料,或者给他们找开会的地方,提供点音响,做点宣传方面的工作。

　　因为经费不够,星星雨连房租也交不起。这十几年里,搬了几次家。离开樱花东街的聋哑学校后,他们搬到了樱花西街中国计生委办公的地方,他们在那里租了一层办公楼,呆了一段时间后又搬到了现在的通州东旭花园。

　　一个家庭,生了一个自闭症的孩子,日子会过得很艰难。这孩子可能第一不会说话,第二不听指令,比如说你让他坐着或者站着,吃饭不要用手抓,火是热的不能碰,上厕所要脱裤子别拉大便在身上,这些指令他都很难遵守,没有办法进正常的幼儿园和小学、初中。

　　而且这孩子放在家里也得有人看,不能让他自生自灭。有一些家长会把他交给爷爷奶奶或者交给姑姑、阿姨等,对孩子感情深一点的,就想辞职自己带,寻找自闭症的这种培训学校,然后去接受这种培训。

　　这时的星星雨,已经由托管教育孩子,变成了培训家长为主。做出这样的调整,是基于一个现实:许多孩子在学校时,经过系统的教育后,情况有一些改善,会对老师的训练作出反应,甚至也能够回应老师,或者用眼神和简单的语言与老师交流。但回到家里,原有的进步不仅没有了,还多了一些坏习惯。

　　田惠萍意识到,光是对自闭症的孩子们进行培训是不够的,他们需要长期、稳定的教育方式才能够有效。星星雨从此调整了教育方向,把重心转向自闭症患者的家长们。让他们陪孩子们一起上课,星星雨的老师们作现场指导教学,学会看护孩子的教学方法后,自己在家里就可以照顾好孩子了。

　　我记得星星雨第二次搬家,收留了一个自闭症的孩子洋洋,那是我见到年龄最大的孩子,大概有十六七岁了,当时洋洋就在学校做清洁工,学校也发他一点点工资,当时这孩子的工作是拖地,正常人拖地是会绕开这个人再拖,但他拖到那儿就停下来,一定等你这个人让开以后再开始拖过去。

　　洋洋对社会交往规则没有概念,不管哪个办公室,他会用拖把把门撞开,然后他进去就拖地,不管里面的人在办工或是开会。后来,我在电影里就用了拖地这个细节,因为拖地这样我们觉得是最简单的一个劳动,自闭症患者都做不好,所以他们适应社会真的很难。

　　我也知道也有家长放弃的例子。星星雨有一个孩子是混血儿,他爸爸是法国人,在法国驻华使馆工作,挺高的职务,到中国来了以后娶了一个中国太太,结果生了一个自闭症的孩子。然后他雇着一个保姆带着这孩子在星星雨搞训练。我看到大部分时间是保姆来,有时候他爸爸也来,他妈妈就等于放弃了孩子走掉了。

　　星星雨搬到通州区以后,当时有一个家庭去做培训,后来有一天突然说孩子走丢了,他妈妈说是在乡间的十字路口,一回身孩子就没了。后来有一个门卫的保安,说在那个时候他看见过这个3岁的小孩。我现在想,也不排除说是家长彻底放弃的,因为那种地方很荒凉,周边也没什么建筑,就是菜地嘛。说实话,这个电影我没有写得很残酷,其实有不少自闭症孩子,真是在家里面被铁链子拴着的。

　　最终还要看政府

　　目前,中国的自闭症数字统计仅限于城市的学龄前儿童,不包括16岁以上的自闭症患者,也不包括农村地区,那里的医院甚至没有自闭症的诊断,也没有机会进入到城市的这套培植教育体系。薛晓路说,这样一个巨大的群体和他们的生活状况,我们不了解,也看不到他们。

　　我拍《海洋天堂》是因为一个采访。2000年的一天中午,一群外国记者来到星星雨,采访正在中午休息中的自闭症患者家长。一个记者问一个家长:“你们现在特别照顾自己的孩子,万一你们病了或死了,你们孩子怎么办?”我当时看到那个准备回答的家长,当众放声痛哭。当时在场所有的家长都哭了起来。

　　我当时特别震惊。这个问题也是所有自闭症患者家长最担心的问题,中国目前的法律体系里对自闭症的覆盖范围仅局限在九年义务教育部分,这一段对自闭症孩子有一些保障,这些孩子在初中毕业16岁以后,一直到老年这么一大段时间,是没有任何保障的。国家是不负任何责任和义务的,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制度缺失问题。

　　很多的自闭症患者家长,都是80后的一代人,他们都是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对他们的自闭症孩子来说,只有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和父母是可以依靠的,没有什么舅舅、姑姑这些亲戚,什么都没有了,那在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和父母去世以后,这些孩子怎么办?该交给谁看护?

　　我认识的那个洋洋现在应该四十来岁了,中国第一批被确诊为自闭症患者的都是这个年纪了,他们的父母都老了,身体也不好,也面临这个问题。不光是自闭症,包括脑瘫、弱智、智障这样的残疾人,都有这样的问题,没有专门的法律、机构照顾他们。

　　我曾经在一些儿童福利院看到,一些严重脑瘫的孩子,已经二十几岁,从生下来就躺着,脑袋大得跟冬瓜一样,没有任何治疗,只能等死。

　　最近好几年,我在机场碰到外国人和他们领养的中国孩子。我知道有很多外国人,专门领养中国那些有残障的孩子,包括智力残疾和身体残疾。每次当我看到这样场景或者在电视上看到的新闻,我一方面觉得他们很有爱心,另一方面也对他们国家的保障制度和福利体系很羡慕。

　　简单说,在这些国家,养这样一个孩子,不会对这个家庭造成一种巨大的困扰,或者颠覆性地使他的生活无以为继,他们才会来中国领养残疾孩子,去做这样一个行为和选择。他把我们的残疾孩子带回自己的国家,这个体系就会运转起来,该有的医疗保障,该有的社区服务,包括可能会有的那种手术方面的保险支付,就会提供给他。

　　每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那些国家所拥有的能让人有尊严的活着,那才是最牛的地方。而中国的自闭症患者家长们,全靠自己。

　　在现实面前,中国的家庭作出了不同的选择:大城市里经济条件好和教育程度高的家长,他们选择了带着孩子移民到欧洲、美国、加拿大去,在那里有一套覆盖了自闭症患者从小到老的政府公益服务体系；经济条件相对好的城市家庭,则根据政府的法律选择再生一个孩子,在自己死了以后让老二照顾老大；对那些经济困难和离异、没有要第二胎的家庭来说,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我在电影《海洋天堂》里写的主人公王心诚的遭遇,实际上是中国自闭症患者遇到的现实难题:培智学校只管九年义务教育；孤儿院、福利院、养老院没有专业的陪护人员,也不收自闭症患者；在商业保险部分,保险公司嫌风险太高,将自闭症患者排除在参保对象外；普通人享受的医保系统没有覆盖自闭症患者；在社保部分自闭症患者很少有就业机会。

　　在电影里,大福被照顾了他多年的老校长带到一个民办的学校里,算是有个圆满的结局。我承认自己带有理想主义的成分,大福的父亲认定了孩子以后可以自己上下学,也可以自己收拾他的衣服,也可以自己做一些特别简单的事,这个是通过反复的教育,但是这个尾巴的部分还是有理想主义在里面。

　　其实,我想,就算有这样的机构,怎么保证这个机构能长期存活下去,谁来监管你的钱呢?因为自闭症患者都是无行为能力的人,你怎么保证他的利益得到终生的保证呢?托付其他亲人看管,也不现实,你能够放心、相信他一辈子照顾你的孩子吗?这样的想法在自闭症患者家长那里很普遍。

　　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最终还靠中央政府,成立专门的机构,完善法律和制度,专款专用,使这个问题得到彻底、妥善的解决。制度化的保障外,别无他法。中国GDP那么高,每年那么多财政收入,应该更深地考虑尽到国家义务,这种制度的缺失不应该存在。这是我拍《海洋天堂》大的初衷和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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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自闭症在全球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据估计,全球有3500万自闭症患者,其中中国超过700万。尽管我国尚未对自闭症患者的人数进行统计,但保守估计已超过100万。2007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从2008年起,每年的4月2日被确定为世界自闭症日,以提高人们对自闭症的认识和关注。
　　目前许多国家都颁布了针对自闭症的教育训练和养护方案。美国奥巴马政府将自闭症列为政府十大医学重任的第一位。加拿大、日本和我国香港地区也不断提高对自闭症患者的相关福利,为自闭症患者营造更好的生存环境。2006年,我国首次将自闭症列为精神残疾,纳入相关的保障体系,但由于我国残疾人的社会福利和保障水平整体不高,许多自闭症患者及家庭的处境仍非常艰难。

　　鉴于自闭症的病因尚属未知,针对自闭症患儿的治疗仍然以教育训练为主。我国目前全国仅有一所公立的自闭症学校———康纳学校,自2009年开班以来,该校每年只招收24名学生。除此之外,有约20家民间私立的自闭症训练机构,多为自闭症患儿家长开设,尽管培训收费高昂,准入门槛不规范,却成了绝大多数家长的无奈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