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生一个，不好？

　　成长的孤单如果处理不好，就极容易诱发自闭症等心理疾病，严重的还会产生孤独症，不跟人说话，和外界毫无交流，把自己封锁在一己的小世界里，甚至还可能影响智力发育等

　　调查中20～30岁、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妇女组的平均期望子女数大约为1.6～1.7个，仅仅略高于我国现行生育政策规定的生育率(1.5～1.6)。即使未来我国人口政策进行微调，既不可能导致出生率的大幅提高

　　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社会的福利保障体系薄弱，“上学难，看病贵”。城市育龄青年对再生二胎的第一反应就是“养不起！”而已经进入社会的第一代独生子女面对“421”家庭结构中的6位老人，其必然结果也是“养不起！”

　　《南方人物周刊》对话政协委员叶廷芳

　　人物周刊：您最早对独生子女政策产生质疑是在什么时候？

　　叶廷芳：我记得，60年代末，70年代初期，就提出了计划生育口号。开始是由周恩来总理传达下来的，“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一个小孩的话也挺好，两个也不限制，鼓励生两个就不要再生了。但后来城市只准生一个孩子，不知不觉就作为国策了，我的质疑随之产生：没有经过讨论，也没有经过宣传，怎么就当成国策来执行了？

　　《南方人物周刊》主笔 蒯乐昊 实习记者 周璇 饶智（南方人物周刊供网易深度稿件，更多精彩人物报道请阅读即将出版的南方人物周刊）

　　近七成网民赞成“叶廷芳提案”

　　王女士出生于1960年代末，家里三姊妹。对比自己童年和妹妹们一起长大的生活，她认为自己10岁的儿子成长得实在有点太孤单了：“小时候我经常带着两个妹妹跑出去撒野，跟村子里的小伙伴一起打打闹闹，很快乐。可再看我儿子，我就觉得他长大得好孤单呀，只能跟我们大人玩。其实小孩子还是应该跟同龄小朋友玩才对，他们有他们可以沟通的语言。”

　　在王女士所住的广州珠江帝景小区里，有着类似想法的年轻父母还有很多。吴女士是位全职太太，有一个宝贝儿子，今年3岁。吴女士直言她一直都渴望再生一个孩子。“我经常惶惶不安，老是担心万一哪天小孩在幼儿园出了什么事，摔残了，或者出了车祸可怎么办。虽然这样想挺不吉利的，但有一次跟小区里其他妈妈聚会时说起来，她们都连声说是，其实大家都有这层顾虑的。”吴透露，她周围有些朋友就生了两个孩子，并把第二个孩子的户口给报到老家去。

　　“就这么一个孩子，如果哪天我和老公都去世，孩子至爱是有了，可至亲的人就没了啊。” 吴女士还有另外一层担心，“将来如果他们生活中遇到个什么难事，跟好朋友说和跟家人说，那种感觉无论如何是不一样的啊！亲人毕竟是亲人，那是无法替代的！”

　　这些正是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全国政协委员叶廷芳所担心的，“独生子女不能跟兄弟姐妹一起玩乐，成天被父母长辈围着转，其自然成长的天性受到压抑，不利于其健康成长。从人的情感层次讲，至少可分为亲情、友情和爱情，亲情方面包括父母之情、夫妻之情、叔叔婶婶、舅舅舅母、姨父姨母及堂兄妹、表兄妹等。现在堂、表这些层次都没有了！这是人伦的缺陷，必然导致人性的变异。”

　　成长的孤单如果处理不好，就极容易诱发自闭症等心理疾病，严重的还会产生孤独症，不跟人说话，和外界毫无交流，把自己封锁在一己的小世界里，甚至还可能影响智力发育等。

　　据研究，独生子女易受到溺爱，而溺爱往往导致任性、自私、受挫力差等问题。一项调查表明，我国独生子女中约30％有适应能力障碍。

　　今年三月，叶廷芳等29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提案，要求尽快停止执行独生子女条例。这一新闻很快被各大网站转载并引起热烈的讨论。支持“叶廷芳计生提案”的跟帖在各大网站都占压倒优势。根据网上组织的在线投票：截至3月15日17时，6433名网友参加了投票，其中赞同“叶廷芳提案”的占69.37% ，反对的占27.15%，无所谓的占3.49%。

　　如叶廷芳所言，已经实行近30年的城市独生子女政策虽然有效控制了人口数量，但其负面影响也日益凸显，比如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亲情伦理的伤害、养老问题等等。叶的提案建议：我国应尽快恢复原先的“一个不少，两个正好”的方针。

　　独生子女政策与中国社会的迅速老龄化
 
　　除了人伦缺失之外，支持人口政策微调的专家们还有更多的理由。

　　一个已经引起政府高度注意的人口问题是男女比例失调。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指出，“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7，2003年抽样调查为119……到2020年，20岁至45岁男性将比女性多3000万人左右。”也就是说，届时数量庞大的中国婚龄男性将找不到老婆，这必将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男女比例失调的问题与计划生育政策之间究竟是何关系，目前尚缺乏针对性的科学研究，但不可否认，二者之间存在或隐或显的联系，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让有重男轻女、养儿防老思想的一些中国人选择性别生育。

　　更严重的问题是人口过快老龄化。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在生育率迅速下降的同时，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明显上升,总数已达1.44亿，占总人口的11％，老龄化时代已经到来。421的家庭结构让独生子女不得不承载起比非独生子女更重的负担：小时候是父母望子成龙的重负，成年以后是照顾老人的重担。今后的一对中年夫妇很可能要照顾8位老人，还有孩子，而他们自身也曾是从小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独生子女。

　　“相对其他国家而言，我国人口老龄化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我国的老龄化速度太快”，数学博士、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发展战略处处长高辉清用一系列数据表达了他的担忧——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仅用了18年左右的时间，而同样的过程，法国用了115年，美国用了60年。这就导致了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5000美元以上，有的甚至达到l万美元。而中国2000年人均GDP刚过1000美元。即使到了2005年，也只有1731美元。

　　“换句话说，‘未富先老’是我国人口结构转换过程中所出现的独特问题，也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真正问题之所在。这意味着，中国必须以比发达国家少得多的人均社会财富和短得多的时间，来应对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这是一个空前严峻的挑战！”

　　早在“叶廷芳提案”之前，已有多位专家学者(其中经济学家包括了吴敬琏、胡鞍钢、林毅夫等)对中国人口政策提出了适度微调的建议。包括“从2000年开始实行现行的一孩或一孩半生育政策向二孩平稳过渡”、“回到上个世纪70年代的二孩加间隔生育政策”或者“允许全国城乡只要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二孩”等主张。有关研究也表明，这些方案对中国人口变化趋势可以起到、也只能起到微调作用。

　　以“允许全国城乡只要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二孩”为例，它将使得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的峰值大概向后推迟5年左右，而总人口峰值依然将被控制在16亿(这一规模被一些专家认为是中国最大人口承载规模)之内。

　　政策放开，有多少人愿意再生二胎？

　　1997年国家计生委在全国组织了“人口与生殖健康”的抽样调查，共有15000多名育龄妇女接受了生育意愿调查，覆盖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得出的结果是，已婚妇女平均期望子女数为1.75个孩子，其中农村为1.81个。而另一项调查则显示，未婚青年的生育意愿大概为1.6个孩子。调查还发现，年轻妇女组的生育意愿低于年长组，文化程度较高的妇女的生育意愿低于文化程度较低的妇女。调查中20～30岁、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妇女组的平均期望子女数大约为1.6～1.7个，仅仅略高于我国现行生育政策规定的生育率(1.5～1.6)。这反映了21世纪未来大多数中国青年的生育意愿。这些调查表明，即使未来我国人口政策进行微调，既不可能导致出生率的大幅提高，也不可能明显地改变低生育率的总体现状，没有必要视开禁为开闸之水。

　　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社会的福利保障体系薄弱，“上学难，看病贵”。城市育龄青年对再生二胎的第一反应就是“养不起！”而已经进入社会的第一代独生子女面对“421”家庭结构中的6位老人，其必然结果也是“养不起！”

　　以我国最早实行计划生育的城市之一上海为例，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上海少出生人口达700多万，接近于上海户籍人口的一半。自1993年以来，上海户籍人口自然变动已连续13年负增长， 即将进入人口老龄化高速发展时期，现在每年增加的老年人口数量是5万多人，5年之后每年增加的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15万人左右，在2025年左右，60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400万人左右，占户籍人口的比重将达到或超过1/3。

　　据预测，上海户籍人口中的劳动年龄人口总数，从2006年开始将出现逐渐减少的趋势，这在上海人口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事件，标志着上海本地劳动力数量供给趋势已经发生了逆转，它对上海的发展将产生不利的影响。

　　即使放开了生育二胎的限制，有多少人真正愿意生育二胎？还是一个未知数。1997年和2001年，国家计生委两次在全国范围的生育率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只有1.3左右。而近年对上海2万多个样本的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显示，一个上海家庭希望生育的孩子数量平均只有1.2个。有社科类专家表示：“上海完全有必要、也有条件充当试点，在全国率先适当放开生育二胎的限制，进行生育政策调整。试点总结出的经验结果，可以适时向其他地区推广。”

　　中国独生子女问题专家、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风笑天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说到：“我个人还是倾向于自己能生两个，两个孩子有个伴，对他们的成长来说好一些。”

　　在本文文首提到的王女士居住的广州市珠江帝景小区里，记者碰见了四五对双胞胎，他们被家人或是保姆带出来散步，最小的还坐在推车里，而最大的差不多已有十来岁。管理处保安说，这个小区是目前广州市双胞胎最多的小区，3000多户人家中就有40对双胞胎。有传言说是小区风水好所致，但据不肯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称，有些夫妇之所以怀上双胞胎多是采取了某些医学手法，至于是否就是现在全国不少地方正隐秘风行的民间药方“多仔丸”还不能确定。

　　独生子女政策的人文缺失——专访叶廷芳
 
　　本刊记者 彭苏

　　人物周刊：您最早对独生子女政策产生质疑是在什么时候？

　　叶廷芳：我记得，60年代末，70年代初期，就提出了计划生育口号。开始是由周恩来总理传达下来的。当时，他的话很清楚，也说得挺妙的，“一个不少，两个正好”，给你一个自由度，一个小孩的话也挺好，两个也不限制。但这还是鼓励性的，鼓励生两个就不要再生了。

　　但后来城市只准生一个孩子，不知不觉就作为国策了，我的质疑随之产生：没有经过讨论，也没有经过宣传，怎么就当成国策来执行了？凭一般的想象，两口子生两个，才能保持人口的稳定，而其实，两口子生两个也不可能保持稳定，还会下降，因为有些人不能生育，有些人不愿生育。生一个就更有问题了。我以为执行10年、20年就会停止，可是到现在还不停止，去年还强调要坚持下去，我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

　　人物周刊：为提出这个议案，您都做过哪些调查工作？

　　叶廷芳：我非常注意观察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区别，非独生子女长大后，都特别地勤劳、节俭，容易与人为善。社会关系、人际关系也处理得比较好。凡是我见到一个年轻人，通过谈话我感觉比较满意的，我就问一下有兄弟姐妹吗？如果说有兄弟姐妹，那我判断比较准确，我比较欣慰。有些年轻人让我看到令我不满意的地方，我就会问他有没有兄弟姐妹，他说没有，我就会想难怪会这样。

　　然后，是从自己的孩子观察，我孩子也是独生子女。我是半自愿的，我老伴是自愿的，当然，当时还没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我女儿是60年代生的。我女儿还不是很典型的独生子女，但从外孙来看，因为他很可爱，祖辈对孙辈又特别喜爱，这孩子从小到现在一步步越来越像小皇帝了，虽然我也知道这样有问题，但也阻止不了他往那个方向发展。

　　人物周刊：但是，您还有没有更广泛的调查呢？比如进入别的家庭进行调查？

　　叶廷芳：我这不是有意专访谁，我就是社会观察。有时候到国外也观察别人的孩子的游玩方式。比如我在德国，有一次在一个大学讲师家里住，那个讲师有两个孩子，有时候他出去，自己抱一个孩子，后头跟一个大一点儿的孩子，他在前面走，那个小孩拼命追，我说你等等他，他说不要紧，小孩就要让他学会跑。但是，我们中国父母舍不得让孩子这么拼命地跑，舍不得孩子远远落在后头。

　　从自己的体验来讲，我们小时候有外婆，有舅舅，有很多表兄、表弟等，非常值得怀念，而独生子女就享受不到这种人伦之乐了。

　　人物周刊：也许您所提到的人伦之乐，在现在看来，并不受到重视？

　　叶廷芳：眼睛瞎了当然不知道眼睛亮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我眼睛亮，就想象眼睛瞎，少了一些什么东西。

　　一个社会主要的活力体现在青壮年身上，青壮年人数少的话，社会和经济的活力就会相应地减弱。另外我们从伦理学方面讲，人的情感都有亲情、友情、爱情，光从亲情方面讲，就有父母之情、儿女之情、夫妻之情，伯伯、舅舅、表兄弟、堂兄弟。人的情感是多层次的，具有丰富性，现在的独生子女政策让表、堂、姨关系都没有了，这是人文的缺陷，这种缺陷会造成人的感情变异，将来人的感情会十分单调，造成人格缺陷。这个问题不思考不行。另外从社会学的观点看，独生子女容易被家长溺爱娇纵，所谓的小皇帝，这是非常形象的形容，孩子精神上过于安逸，不能吃苦耐劳，没有顽强的性格，现在有好多部门招聘员工，都拒绝独生子女。

　　人物周刊：去年国家人口计生委的政法司司长就表示，计划生育是我国基本国策，符合现实的国情。即使现在允许每家多生一个孩子，缓解人口老龄化高峰压力作用也不大，我国不能依靠多生孩子来解决老龄化问题，您怎么看？

　　叶廷芳： 他这有点儿片面理解我的意思。我的意思并不是要解决老龄化的问题，我的意思是要维持我们精神生态的平衡和稳定，导致老龄化是一个方面的负面影响，我现在提这个提案并不是针对老龄化问题，如果允许生两胎或者三胎，抑制老龄化肯定会起作用。

　　人物周刊：有人说独生子女的问题，不在于一个独字，而是在于教育的问题。

　　叶廷芳： 对，看你怎么教育了，像兄弟姐妹多还有一个竞争的问题，我如果表现不好，唯恐在父母面前失宠。所以孩子之间还有一个性格制约的问题，而且孩子喜欢互相制约，将来也会习惯互相制约。不像小皇帝那样，碰不得，批不得。这些都是精神层面的问题。人口现在增加是表面的，《瞭望》周刊发表过一篇文章，江苏省的一个人大副主任讲到我们人口的增长没有达到估计的程度，实际上没有达到13亿，只有12亿多，他说2004年到2006年都没有达到我们原来的指标，另外国家计生委把秘密超生的一些人估计得太高，据他们统计我们是一对夫妻大概生1.3个孩子，而计生委估计为生1.8，每个人生两个的话，只差0.2。根据这位农业专家披露的数据是1.3，因为汉族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

　　兄弟姐妹如何影响我们
 
　　你的父母生养了你，你的伴侣与你朝夕相处。但是真正造就你的个性的却是你的兄弟姐妹。最新的科学研究揭示了同胞对一个人的重大影响。比如，为什么儿时的兄弟纠纷其实对你是有好处的？兄弟姐妹中或许你不是母亲的最爱，但这对于你未来性格的形成却可能大有好处；有一个性别不同的同胞姐妹或兄弟甚至可以影响你对未来伴侣的选择。

　　本刊记者 蒯乐昊

　　37岁的IT工程师陈青松现在回国创业，这天他接到加拿大的来电，9岁的大儿子陈迁在电话里老声老气地告诉他，今天教会了弟弟玩飞碟。“一开始飞碟老是往地上掉，我认为Jonai不是个玩飞碟的好手，至少不像我，anyway，我还是把他教会了。”陈迁得意地在电话里吸着鼻子。随父母移居加拿大后，他迅速学会了英语，甚至一度拒绝说中文，“anyway”是他常用的口头禅之一。

　　陈青松以前没想过自己会生第二胎，跟大多数城市青年人一样，陈迁出世以后，他觉得这辈子生儿育女的工作就算结束了。但4年前，他与妻子带着5岁的陈迁，举家移民到了加拿大。

　　陈青松属于技术移民，工作不错，薪水很高，刚来时太太没工作，就在家带孩子。这里老外生两个孩子、三个孩子很普遍，“常常能看见别人车里推着个小的，手上抱着个大的，或者是看见别人家的后花园里，阳光特别好的草坪上，几个金头发的小孩子在一起做游戏，其乐融融的。那种天伦的感觉特别吸引人。”陈青松说，以前从来没想过的念头，就出现在脑子里了。没想到一天太太竟像看穿了他的心思：“要不，咱们也再要一个？”

　　加拿大社会福利健全，尤其鼓励生育，在医院的生育费用，乃至出院以后的奶粉费，都不需要个人掏一枚大子儿，产妇还能享受各种津贴。“我正好没工作，这就等于生孩子还给发工资。生！干吗不生？！”陈太姜萍毫无顾虑就诞下了第二个孩子，Jonai。

　　家里只有一个人对Jonai的降生闷闷不乐，那就是陈迁，这会儿，他已经有了英文名：Janson。

　　“毕竟他在国内生活了5年，已经当惯了独生子女，周围的小伙伴也都没有兄弟姐妹。Janson是长子，又是长孙，非常得宠，性格很霸道。这下子，突然出现了一个弟弟，爸爸妈妈的注意力全被转移到新来的小家伙身上，他一下子懵了。”

　　姜萍注意到陈迁的反常。父母说起弟弟的时候，他总是一副很漠然的样子，仿佛毫不在意。父母不注意他的时候，他又会偷偷蹿到摇篮车边，盯着打量里面那个睡眼眯眯的小东西，有点好奇，也有点敌意。“那段时间他脾气特别坏，经常变着法子要这个，要那个，而且马上就得要，给得迟了一点，就吼，有时还摔玩具。我们正忙着照顾小的，他就闹头痛，或者肚子痛，不肯吃饭。反正都是些小孩子的把戏，感觉像是故意要引起我们对他的重视。我们给老二买的婴儿玩具，明明不适合大孩子玩，他也要抢。”

　　“Janson对弟弟的不欢迎持续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这中间，我们一直在教育引导，让他明白父母的爱并不会被谁分走，也常带他去加拿大朋友的家庭里，让他看看别的家庭孩子们有兄弟姐妹相伴游戏是多么有趣。他慢慢接受了小弟的存在，跟我们说，OK，我不是不喜欢弟弟，但是他现在只会哭、吃奶和睡觉，我希望他快点长大，可以跟我一起玩。”

　　等Jonai年龄渐大，他对Janson的良性影响也愈加明显。姜萍甚至有意识地利用这一点。“那时候Janson开始上学了，他在学校里接触到的孩子都说英文，很多小时候会说的词，开始忘记了，他甚至回家跟我们也满嘴英文，而且一度对中国话很抵触，我们叫他说，他就大叫‘no way’！”

　　陈青松和姜萍开始了“曲线救国”：在家里只说中文，而且尽量多教Jonai说中文。小Jonai的语言环境单纯，而且学说话没多久，对中文接受起来非常快。“每次Jonai吐出一个新的成语或歇后语，我们就哈哈大笑，表扬他聪明，这对Janson影响很大，他发现，会说中文是讨人喜欢的，而且，从自尊心上来说，他也不愿意比他小的弟弟超过他，如果他要跟弟弟玩，他也必须说中文，不然跟Jonai就没办法沟通。他常常冲到厨房里来向我求助某个意思的中文该怎么表达，然后又冲了回去。”

　　两个男孩子是游戏的伙伴，也是竞争的天敌，“在一起玩经常会发生矛盾，有时还会打架，但是为了能继续玩下去，他们学会了自己去处理这个矛盾，学会了让步和妥协。我跟先生都发现，Janson的性格有比较大的改变，凡事不再只想到自己，懂得谦让，而且开始具备了当大哥的责任心，连脾气都好了很多。我常常跟青松说：两个孩子，反而比一个孩子好带。”

　　今年，陈青松带着他在加拿大的项目回到上海创业，太太和孩子暂时没办法跟回来。Janson还是那样老声老气地拿出大哥作派，教育4岁的小弟，“以后爸爸会常常不在家，我们要听妈妈的话，不要惹她生气，so you must be good（所以你得乖乖的）。”就这一句，差点让这个在事业家庭中两难的男人热泪盈眶。

　　兄弟姐妹才是终身伴侣

　　科学研究已经发现，同胞兄弟姐妹对一个人的性格形成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我们的伴侣在我们的生命中出现得相对较晚；父母最终也会离开我们；兄弟姐妹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终身伴侣。

　　美国《时代》周刊撰文披露了这一研究成果，文中这样写道，“从他们出生之日起，我们的兄弟姐妹们就是我们的同伴、同谋、模范、反面典型。他们是我们的训斥者、保护人、眼中钉、嫉妒之源、鞭策者、同伴、顾问和骄傲。他们教我们如何解决冲突；如何结交朋友。姐妹们教兄弟认识女孩子的秘密；兄弟们教姐妹们了解关于男孩的疑问。加州大学的家庭社会学家凯瑟琳·康格尔说：‘兄弟姐妹伴随我们一生的旅途。’”

　　在研究中，科学家们惊讶地发现，孩子们与他们的兄弟姐妹一起相处的时间实在多得惊人，而这对于他们的社交技巧造成了重大影响。根据1996年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公布的一份研究，美国孩子们11岁时，他们33%的空余时间和兄弟姐妹呆在一起，比他们与朋友、父母、老师相处的时间都多。去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相对独立的青少年们每周与兄弟姐妹相处的时间也至少有10个小时，如果考虑到上学、运动、约会、睡觉，中学生们并没有多少空余时间，10个小时非常可观。一些少数族裔家庭，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更密切。在墨西哥裔美国人家庭中，这一数字高达17小时。

　　而中国的这一代孩子，他们没有兄弟姐妹，他们每日生活在2至6位乃至更多长辈的关注之下，与同胞手足相处的时间几乎为零。

　　伊利诺伊大学的家庭研究教授劳里·克拉默发现，平均而言，3至7岁的兄弟姐妹之间每小时发生3.5次大小冲突。根据加拿大的一项研究，2-4岁的孩子之间冲突更频繁：每小时约6.3次，相当于10分钟1次。虽然这些打闹摩擦可能让父母抓狂，其中却隐藏着一个学习过程。研究人员肖和他的同事们针对90个家庭的2岁孩子进行了长达1年的研究，研究者主要观察目标孩子的天生个性和其父母的教育方式。3年后，孩子们5岁了，研究者再次上门调查，通过预先设计的游戏他们发现，有兄弟姐妹的孩子的沟通技巧和解决冲突的能力远高于独生子女。

　　独生子女更难教育？

　　多子女家庭的孩子人格成长似乎更加健全，这是否意味着独生子女更难教育好呢？有人对此提出异议。长期致力于研究独生子女问题的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博导风笑天，就曾多次公开为独生子女正名。

　　从1988年起，风笑天就开始了对独生子女的跟踪调查。那一年，第一代独生子女们大约10岁。此后，随着这一代人年龄的增长，他又分别在1990、1996、1998、2000和2002年，五次对独生子女们进行跟踪调查，考察独生子女与同龄的非独生子女有什么差别，独生子女进入社会后的适应程度如何，会对社会产生哪些方面的影响。实证调查的结果与一般人的想象相去甚远。

　　对独生子女，人们普遍认为他们受溺爱过度，自私、懒惰，性格软弱怕吃苦、不善交际、依赖性强，等等。但调查发现，年龄越小的儿童中，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差异越大，随着年龄的增大，两类儿童之间的差异在逐渐减小。到了高中和大学阶段，两类儿童之间的差异几乎完全消失。

　　到了2000年和2002年，风笑天的调查对象们——第一代独生子女已经开始走向社会参加工作了。

　　风笑天就工作选择、职业适应、人际交往、继续学习、婚姻恋爱、家庭关系、家务表现、自我评价等方面对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进行了比较调查，结果显示，在工作选择方面，与20年前人们的担心恰恰相反，独生子女们的独立性更强些。在职业适应、人际交往、婚姻恋爱等方面，两类人群的差别也很小，80多个调查选项中，只有20多项显示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存在差别，这可以得出两者在社会化发展上不存在显著差别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