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惠萍和她的“圆梦特教中心”

　　年过半百的孙惠萍带着一群“特殊”孩子住在天津一个普通住宅里。她把这里称作“圆梦特教中心”。２０年来，这里先后生活过百余名患有自闭症或脑瘫的儿童。

　　“圆梦特教中心”

　　“圆梦特教中心”位于天津市南开区瑞丽园小区。房子在一层，朝南，１２０平方米的两室一厅，住着孙惠萍和她的儿子、１５名患自闭症或脑瘫的孩子，以及４名阿姨。门外是小区的活动空地。

　　孙惠萍曾在幼儿园工作１８年。１９９０年，她在家开办了“圆梦特教中心”，专门照顾脑瘫和自闭症儿童。

　　在这里，狂躁与安静同时存在。自闭症儿童经常丧失自控力，尽管语言能力不全，他们也会无端大喊大叫，乱砸东西。有些生活不能自理的重度脑瘫患者又非常安静，他们静静坐在一个地方，眼神空洞，对同伴的跑闹没有任何反应。

　　小胖是一个重度自闭症患者，擅长长时间行走，却丧失语言表达能力，只能发出含糊不清的几个叠声词。他想到门外玩，孙惠萍帮他挽起裤脚，检查鞋带。孙惠萍说：“除了操不完的心，抚养这些孩子是体力活。小时候吃饱就行，大了一犯病你就弄不动他。”

　　孩子们喜欢出去玩，孙惠萍总是告诉他们：“要表现好才能出去玩”。但表现不好却是家常便饭。孙惠萍说，脑瘫孩子大多生活不能自理，要密切注意是否有大小便迹象，一没留神就要付出半天时间洗衣物。自闭症孩子会表现为突发的行为失控，砸东西、撞墙、抢同伴玩具。

　　“２０年来，光是洗衣机就洗坏了５台。”孙惠萍说，“有的孩子什么都撕，纸、毛巾、破了小洞的衣服。自闭症孩子甚至半夜起来拧开煤气灶，因为他觉得火苗好看。这种险情发生过两次……”

　　二十年甘愿“蜗居”

　　“圆梦特教中心”每月开销上万元，但孙惠萍每月只收孩子父母几百元。一些低收入家庭把孩子送来。

　　孙惠萍说，有的孩子父母拿低保，要赡养老人，还要供一个正常孩子上学。“孩子在家哭闹，来我这里却很高兴，因为这里有同伴，也能出去玩儿。”

　　装修是最简单的地砖白墙，客厅里有电视机、跑步机、电话，以及掉了油漆的柜子、两张桌子和若干小椅子。墙上贴着彩色图画，挂着一个大大的中国结以及两大簇彩色气球。

　　为了防止孩子撞玻璃，客厅通向院子的玻璃拉门里装了金属栏杆。屋门是简易木板门，每扇门都有几个大洞，是孩子们凿的。

　　朝南的卧室里有一张课桌，用铁架和木板搭成的简易床摞在一起，上面放着十几条图案各异、略显褪色的被褥。晚上铺开给孩子们睡觉。

　　洗手间里除了抽水马桶和洗手盆外，还有两个塑料小椅子改造的坐便器，以及多个便盆。

　　２００４年以前，孙惠萍一家和十多个孩子挤在一处３０多平方米的住宅里。“几乎所有的地方都用来铺床，平时吃饭支不开桌子，”孙惠萍说，“我跟我爱人几乎十年没在炕上睡觉，天天打地铺。”

　　２００４年，孙惠萍找亲戚借了十几万元，以３９万元的价格买下瑞丽园这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房子离街道远，安静，阳光充足。楼前有空地，便于孩子活动。这些都是我看中的。当时房主要求付全款４２万元，我拿不出来。当房主得知这套房子的用途后，少收了３万元，还把其他所有费用都负担了。”

　　搬进新家后，孙惠萍与家人住在不见阳光的朝北小卧室里。

　　一部名为《十个女强人》的纪录片讲述了孙惠萍的故事。一位６０多岁的芬兰老太太不远万里慕名到中国，找到孙惠萍，做了一个月义工；一位日本女大学生每逢寒假就从日本飞到中国，到孙惠萍家做义工。“我跟她语言不通，她每天帮我擦地，把房子收拾得特别干净。”

　　自２００７年起，大学生志愿服务组织“天津义工服务队”联合多所高校志愿者协会，发动大学生及社会人士到“圆梦特教中心”做义工。如今，志愿者定时来帮忙。

　　探索特教之路

　　孙惠萍经常对孩子父母说：“人活在世上，不是有这困难就是有那困难，去面对就会好起来。”然而，孙惠萍自己的困难却是癌症。

　　２００９年３月，孙惠萍被诊断为肺癌。“我当时精神崩溃了，冲着这群孩子大喊：‘我对你们那么好，老天爷怎么让我得病，你们怎么都不好好保佑我？’”

　　眼下，孙惠萍病情稳定。她笑着说：“我意识到他们依旧是孩子，还不懂得世间的忧伤。”

　　２０年来，孙惠萍共送走１００多个孩子。她运用幼儿教育的方法，探索特殊教育之路。从听懂话、能沟通、守纪律，到训练自理、说话。这是孙惠萍概括的训练重点。很多孩子后来进入启智学校、普通小学学习，有的已经可以独立工作养活自己。

　　“普通小朋友可能听几遍就能明白指令，对他们可能要重复成百上千遍。把动作细化、分解。”孙惠萍说，小孩子首先要学会使用便盆，大孩子要学会穿衣、吃饭、系鞋带。“两三岁是脑瘫和自闭症孩子最好的‘训练年龄’”。

　　让孙惠萍最有成就感的孩子叫猜猜。猜猜患有先天自闭症，来时不到３岁，几乎无法与人交流，在孙惠萍家待了３年，学会了识字。后来猜猜上了普通小学，成绩名列前茅。

　　“现在这里年龄最大的是柳坚，３０岁了，跟了我１８年。”孙惠萍指了指那个视力不好的穿红毛衣的“孩子”。柳坚正仔细地看着志愿者王丹折纸。

　　上世纪９０年代初，孙惠萍刚从幼儿园退下来，曾做过一段时间推销，业绩很好。“有朋友说，如果当时继续下去，现在不会那么清苦。”孙惠萍笑着说，“但是看到这些孩子没人管，我就心疼，后半辈子为此操尽了心。”

　　书柜里除了用作教案的图书和字典，还有两个小奖杯。这是南开区政府残疾人工作委员会于２００７和２００９年颁发的，上面分别刻着“好妈妈孙惠萍”和“优秀特教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