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小雨人自食其力 享有人的尊严

让“长不大的孩子”自食其力，享有人的尊严

一个“雨人”母亲的绮丽梦想

　　让智障孩子同样体会到生命的尊严，这是唐毅做社会企业的初衷。

　　不过，如何很好地运营一个企业，以便实现社会公益的目的，唐毅还在努力摸索……

　　“吃了上顿没下顿”

　　现在，“康复园”的“孩子们”一天能做十六个生肖挂件、好几个花瓶的土胚。当作品越攒越多后，唐毅开始动心思找市场了。

　　去年底，市残联在长寿召开年会，唐毅随身带了两件陶器去参加年会。

　　两件略显粗糙却有着粗犷质朴之美的陶罐，以及唐毅在台上几度哽咽地讲诉，打动了在场所有的人。江北区残联负责人当即找到唐毅，表示可以帮助她在观音桥商圈搞一场义卖。

　　这是孩子们的作品第一次正式面市。从未有过商业策划经验的唐毅给生肖挂件买来中国红的挂绳和坠子，装扮妥当，并统一订做了包装纸盒。

　　冥思苦想了很久，唐毅给孩子们的作品取名“大爱美陶”——— 体现残疾人自尊自爱、自强不息的精神；大家购买这些陶艺品，也不仅从财力上帮助了残疾人，还从精神上鼓励了他们。

　　“绝大多数智障人士文化程度低，没有工作，社会也没有能提供给他们的适合的岗位。”唐毅说，如果能让智障孩子能够在成年后有一份自己的工作，有自食其力的能力，才能有做人的尊严。

　　不仅是为了给孩子们谋生路，唐毅也希望，如果能靠康复园自己创造的资金维持运转，才是她的最终目的。

　　康复园前几年，是由法人邓玉彬主要提供运转资金。

　　邓玉彬也是一位智障孩子的家长，做家具生意。这个面积不小的场所，也并不收取租金和物管费，由邓玉彬的朋友、该小区的开发商无偿赞助。

　　尽管如此，康复园的运转依然让唐毅捉襟见肘。

　　康复园以前的经费来源有：区残联给3.5万；针对陶艺制作，市残联前两年每年给了5.5万的项目经费。此外，巴味堂每年赞助一万，这样加起来，去年共有10万元的外来资金。

　　但是今年，区残联只有3万，市残联没有下拨经费，这一下就少了6万元。

　　“把希望寄托在募集资金和接受善款上，始终担心‘有了上顿没下顿’。如果能积极开展‘生产自救’，就会好很多。”唐毅说，邓玉彬会弥补康复园的资金缺口，但“社会企业”倡导的理念和自己的想法一样，要做社会公益，首先要养活自己。

　　目前，康复园主要的收入来源为托管费。与那些以营利为目的、收费高达每个月两千多元的康复机构不同，阳光康复园收费低廉，去年才从以前的700元/月涨到800/月（走读350/月）。

　　每个月不到两万的收入，要支付6个老师的工资约一万五左右，再加上接近9000元的伙食费、水电费，还有购买制作陶器的材料、办公经费等，康复园的“钱袋”已经快见底了。

　　唐毅告诉记者，康复园以前每年的资金缺口在5万左右，但是今年，由于聘请了制作模具的艺术总监，她估计缺口在近10万元。

　　此外，康复园的6名老师，除教授学生外，每个人都还担任着行政、会计、厨师、生活老师等不同岗位的角色。

　　“大家的任务都很重，康复园其实还需要再聘请一名老师才合理。”唐毅说，制作陶艺，最大的一笔投入是烧制陶器所需要的窑。而目前制窑所用的3万元由唐毅私人垫付。

　　尽管如此，唐毅并不打算将收费涨得太高。因为，作为一个智障孩子的母亲，她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

　　“雨人”一样的孩子

　　唐毅在33岁那年生下了一对双胞胎：两个儿子。

　　大概在一年后，她发现有些不对劲。正是孩子咿呀学语、对外界充满好奇的时候，但两个孩子对外界刺激反应极为冷淡，目光游离，任何诱导性的游戏对他们也不起作用。

　　语言障碍、交流障碍、刻板行为，在唐毅的双胞胎孩子身上全部具备。不过，当孩子4岁那年被确诊为自闭症时，唐毅已经不再有情绪的起伏。

　　平静地接受现实后，唐毅像所有伟大的母亲一样，开始用柔弱的肩膀肩负起孩子今后的人生。

　　最早，唐毅是把孩子送到重庆师范大学专门针对智障孩子的研究机构。

　　在重庆，针对智障小孩设立的机构不少，如“启明星”、“慧林”等等。但智障孩子成年后，这些机构就不再接受，而必须接纳新出生的智障孩子。

　　尽管不能很好地与外界进行交流，但唐毅现在唯一的孩子傅宗文很喜欢出门活动。如果几天都待在家里，他会因此变得暴躁。

　　傅宗文的双胞胎弟弟，在4岁半的时候走失，从此再也没找回来。

　　与好莱坞着名电影《雨人》里由奥斯卡影帝达斯丁·霍夫曼扮演的哥哥雷曼一样，傅宗文也拥有某种识别汽车的天赋。但这种异于常人、近乎病态的禀赋也制造了不少麻烦。

　　比如，傅宗文会对某款喜爱的汽车过目不忘，并可以在短时间内勾画制作成精美的书签，细致到车前的雨刷、轮胎的花纹，都美轮美奂。

　　正因为如此，傅宗文在街上行走，会因为看到一款喜爱的车，而突然离开唐毅，追随那辆车飞奔而去。

　　这样的消失不时发生。在拥挤嘈杂的朝天门市场、熙来攘往的商场里，傅宗文随时都有可能被这股巨大的魔力吸引而去。

　　由于傅宗文奔跑的速度很快，唐毅常常只能跟在后面，眼睁睁看着他消失在人群中。

　　傅宗文失踪后，一般要过一两天，才能被警方找到，或者因为肚子饿了，直接在店铺上拿东西吃，被人们发现。

　　“星星雨”孩子的世界

　　这种随时有可能把孩子搞丢、没有安全感的恐慌，让唐毅觉得必须找个地方把孩子安顿下来。

　　唐毅知道，甚至有一些父母把孩子送进福利院或者精神病院。

　　“这样会让智障孩子的情况越来越糟。”唐毅说，很多智障孩子父母都有一个听起来让人心酸的想法———“走在孩子的后面”。因为智障人士无法照顾自己，无法成家，永远需要人照料，无论是对家庭还是社会，无疑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尽管康复园的收费并不高，依然有父母不愿意花钱。

　　曾经有一个孩子，来了两个月后父母不愿意再缴费了。孩子依然天天来，扒着铁门往里瞅。

　　于心不忍的唐毅好几次开门放他进来。后来，那孩子不知道流浪到哪里去了，下落不明。

　　“即便是家境很好的家庭，智障孩子能得到很好的物质条件，也没有作为生命个体的尊严。”唐毅告诉记者：不少家庭在亲戚朋友面前回避谈及自己有一个这样的孩子。

　　而且，有的智障孩子需要每天吃药，以克服不同程度的情绪障碍。也有家庭也不愿意为孩子多买药。

　　“智力低下一点，并不代表他们没有生命的价值。”作为高校教师，唐毅曾经数次聆听美国专家夏洛克、台湾杨元亨教授来渝的讲座。

　　这些学者的观点对唐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国际上，智障孩子被称为星星雨，他们是外星球来的孩子，也是一种生命的形态。我们要尊重每种生命形态的存在。”

　　在唐毅看来，康复园的孩子尽管不能很好地和外面的正常人交流，但他们同样有自己喜怒哀乐。同样有高傲的性格，会因为落后而不甘心；同样会对异性产生好感，也想找“媳妇”、渴望被关爱……

　　“我们都把他们当正常人一样看待，一样要求。”唐毅介绍，康复园的孩子，有擅长游泳、打乒乓、在残奥会上获奖的运动健将；也有和“上海达人秀”里、患有唐氏综合症的街舞表演者“龙龙”一样，听见音乐就不由自主摆动、每天去跳坝坝舞的“傻妞”；也有擅长电脑程序、老师都要向他请教的电脑高手……

　　然而，并不是每个家庭都能像唐毅一样，能够用如此审美的高度来看待自己的智障孩子。

　　“如果康复园能够很好地发展下去，不仅自己维持运转，还能把规模扩大，接纳更多的孩子，招纳更多的老师，终生都有人照顾。这里成为他们的‘家’，并且拿自己劳动所得的工资，才真正有做人的尊严……”唐毅一连串地表达着她的理想。

　　因此，在接手康复园后不久，她就把机构的名称改为“阳光职业康复园”，希望这些智障人士能通过制作陶艺，自谋生路，同样拥有阳光下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