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的“中国式公益”

　　社会企业在中国的落地、发芽，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一批关心社会之士、特别是年轻人的理想主义冲动。然而在传统观念中，“慈善”散财并不求回报，“商业”却是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要，两者泾渭分明。　　

　　如今大鳄或商团“捞了一大把 ”后就宣布“慈善了”似乎成了一种时髦，而且语感有时也和“俺要从良”差不多。问题是，一旦慈善家或者机构宣布“慈善并赚钱着”，板砖就雨点而下，口水就如潮而来：要名要利，是何居心？！

　　赚了钱最好去做点公益慈善，反过来，做公益慈善可不可以赚钱？在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联合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举办的2010社会企业家技能(南京站)培训班上，这个问题让学员很纠结——他们来自上海、南京、山东、云南、温州、海南岛等地，2/3的人在非营利性机构工作，涉及领域包括：环保、养老、助残、农村建设等。

　　类似的问题，经济学家茅于轼在4年前也问过：大的慈善机构手里往往掌握着巨额捐赠资金，如果能干的管理者能够用这笔资金在市场上运作赚钱来帮助更多的贫困同胞，是不是被允许？该不该给奖励？万一运作失败，要负什么责任？难道做慈善工作的人都应该穿破衣服，吃窝窝头，坐淘汰车？

　　于是，从英美舶来的又一个时髦概念出现在我们的词库中：社会企业(SocialEnterprise)。社会企业介于纯粹的非营利机构与商业企业之间，和前者一样关注社会问题、关心弱势群体，但不用等着人家给钱才能办事；与后者一样追求商业利益，但并不以赚钱为最终目的，或者说，不以股东分红为目的。

　　社会企业家的理想是，以企业模式解决教育、环保、乡村开发、扶贫、人权、医疗保健、助残等社会问题，走出一条兼具公共利益和商业价值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做好事的同时，也能自给自足。

　　英国在这一领域的实践可谓一马当先。社会企业在英国有190年历史，最初以合作社等形式存在。过去15年，英国政府发现这一形式能更好地服务社区，开始重新关注社会企业。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当年在他就任后的首次演说中承诺：“我们将全力支援众多的社会企业家的工作。”当地政府于2002年开展“社会企业策略”，至2009年，社会企业已约占当地企业总数的5%，为英国经济贡献达85亿英镑，约占当地生产总值的1%。

　　美国总统奥巴马当初竞选的时候，也将“社会企业家精神”纳入新政之中。在这位明星总统的呼唤下，“社会企业” 的魅力值飙升N倍。去年，奥巴马提议，在2010年财年度拨款5000万美元成立“社会创新基金”，找出最创新及最富效果的慈善项目，并在全国复制，其中就包括社会企业。此举直接刺激了传统慈善事业或非营利机构的改革。

　　社会企业在中国的落地、发芽，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一批关心社会之士、特别是年轻人的理想主义冲动。然而在传统观念中，“慈善”散财并不求回报，“商业”却是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要，两者泾渭分明。对于商业企业而言，高利润对应着高风险，赚赔自有股东承担。“慈善事业就不同，它既不是出于自利，又不能通过市场竞争形成价格，监督就在所难免。可是监督永远有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问题。”如果你没被茅先生的这句话绕住，不难想，社会企业是易说不易做的。

　　有人说，在中国今天这样一个社会各阶层因为占有社会资源严重不均等，而引发更大失衡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福利系统已经不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社会企业这种新型模式的诞生，恰好填补了政府和传统慈善机构力所不能及的空白。只要认清赚钱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赚钱之后不但可以充分利用资源为更多人群提供服务，又能维持自身运营，还为政府解了忧，岂不一举多得？孟加拉经济学家尤努斯创立的乡村小额贷款银行，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壹基金创始人李连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说，“一个慈善事业正在发展中的国家，不可能要求所有企业或个人一夜之间同时变成白求恩”，“只要合法，做慈善不必面对道德审判”，壹基金从一开始就定位为“社会企业”。

　　也有另一种质疑的声音：当真有一大堆钱摆在面前的时候，有多少人能守住“公益”与“私利”的平衡，记得最初的社会使命？往往到最后，钱不但是手段，也成了目的。“现在的福利彩票也是打着慈善名号，可是谁又认为它真的是慈善？商业味太浓了，就会失去事情本来的面目了”。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国外适用，国内未必能照搬，况且尤努斯的银行财务透明度和真实性也不乏诟病。在缺乏道德自律、公众怀疑成性、又没有完善监督机制的环境下，鱼龙混杂，保不齐沽名钓誉者打着社会企业的幌子达到自己的商业目的，乐得捞个“免税”待遇。

　　要不要赚钱？

　　“很多NGO(非政府组织)，头两年做的时候在那里死撑，过了两年就撑死，为什么？”官应廉说得一口港腔普通话，语调也略带夸张，用水笔在黑板上画下大大的问号。

　　学心理学出身的他有多年为跨国公司和大型企业做管理培训的经验。职场顺风顺水的时候，他突然觉得“人生不能光满足于赚钱，要‘快乐、赚钱、改变世界’兼有之”。

　　2006年，官应廉申读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公共管理硕士，接触到“社会企业”，以此作为转折点。200 8年学成后，他在中国大陆发起了“青年社会企业家培养计划”，到京沪港等重点高校试讲。

　　“北师大有个化学系学生，当时已经念完了2/3课程，听了我的课，转专业去读NGO管理了；复旦有个毕业生，本来要去四大工作，结果也找了一份NGO工作。但大多数临毕业的学生出于实际考虑，还是以实习或者找对口工作为主，真正践行社会企业的很少。”

　　官应廉决定调整方向，给已经从事NGO工作的人做深度培训，“我的目的是改变大多数人做NGO的传统思路。” 传统思路之一是：做慈善应该免费，赚钱可耻。

　　学员孙学音就差不多处在官应廉所说的“死撑”阶段。生了女儿之后，这个年轻妈妈对食品安全充满了焦虑：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土地质量堪忧，食品不纯，后代如何健康成长？

　　一年前，在上海某知名传媒担任策略顾问兼市场总监的孙学音横下心，辞去月入两万多元的工作，自掏腰包创办了一个“有机绿色联盟”，通过这个平台，请农科专家为消费者普及有机知识，向消费者推广经过权威部门认证的有机农产品，当时“很多同事朋友都不理解”。

　　孙学音不愿做纯粹的有机农产品经营商，虽然她“有很好的产品经销渠道，网络也打通了，完全可以获取不错的商业回报”，却背着沉重的心理包袱：既然做公益，就应该是免费的吧，赚钱算不算昧心？她始终不敢放开手脚去做买卖，在“非营利”和“商业化”之间挣扎。多年的积蓄渐渐垫支殆尽，财务报表却仍是一片红色。

　　“你自己先撑死了，还怎么去帮助别人？”官应廉竭力要打破学员们原有的思维模式，“你以为免费就是好的？免费其实等于浪费！什么事情一免费，就会出现不需要资源的人占用资源，本来需要帮助的人却排不到位子。任何免费的服务都没有办法把社会效益最大化，做公益慈善的人拿了别人的捐款而不去思考，也等于占用资源！”

　　杭州学员温少波接下话茬：我们做的是大学生求职旅社，为毕业大学生提供低价住宿、职业介绍服务。一开始我们打出的广告是“第一天免费”，结果有些大学生跑来住一天就走了，给他们介绍工作他们也不上心——反正是免费的。后来我们取消“免费”，发现他们心态又不一样了。

　　孙学音激动起来，声音竟有些哽咽，“我之前一直定位不清晰，现在放下心理包袱了，(做公益)赚钱并不可耻！” 她的眼泪也掉下来，“我曾经怀疑自己能不能继续走下去，现在终于找到了做下去的方法，把有机产品卖得更好，盈利用于加大理念的推广……”

　　要不要做大？

　　不久前，有风险投资人问官应廉：我想投资500万-2500万美元给社会企业，国内有没有合适的对象？官回答说，目前还真没有。“基金会不缺钱，但是找不到可以‘消化’这么大规模投资的主。”

　　官应廉“再接再厉”，提出了另一个争议性话题：怎么样才能把规模做大？涨价！

　　下面响起“嗡嗡”的讨论声，“涨价不就意味着服务对象的流失吗？这还是做慈善吗？”

　　官应廉料到会有这样的反应，举了一个西安学员的例子——他的孩子患有自闭症，为帮助自己的孩子以及其他有同样境遇的家庭，创办了一所自闭症康复机构，10年下来，收费价格却一直不变，一方面觉得做好事怎么能够涨价？另一方面自己却入不敷出，快要“撑死”了。

　　“我就建议他涨价。这个市场很大，就算流失了一部分受助人群，外面还有更多人排队等着要接受帮助！10年前你给几十个人提供服务，10年后你不能还是给几十个人提供服务。”官说，不舍得放弃一小部分客户，就意味着牺牲一大片潜在市场。像肯德基、麦当劳那样做大规模，才能扩大社会受益面，大规模地解决社会问题。

　　那人几经心理斗争，终于决定向市场价看齐。起初果然招来不少客户的骂，但很快有新客户补足了缺口，并且规模比以前更大了。

　　像这样“快做不下去”的案例，在不同城市的培训班上，都会有那么一两个。来自河南的马红霞也濒临“撑死”的边缘。她10年来对女儿坚持做脑瘫康复训练，现在女儿已经能够实现基本的生活自理，马受此鼓舞，决定自办一家康复中心。

　　去年，经过重重文件核审批复，以马红霞女儿名字命名的儿童康复中心终于在焦作市民政局注册成功。这家民办非企业福利机构主要为脑瘫儿童、自闭症儿童、智障儿童等提供康复训练、生活自理训练等。试运营一年多来，先后收治脑瘫儿童 20余名，康复指导500余人次，脑瘫儿童康复有效率达到85%以上。

　　“目前我们的收费标准是每月400—800元不等，远低于市场价，实际上我自己已经贴了很多钱进去，现在还在亏钱，中心快办不下去了。”马红霞的眉头拧成结。受案例启发，她决定，“回去也要考虑涨价”，有客户退出是可以预见的，所以马又在笔记本上计划着如何开发更加灵活的服务项目。

　　把盘子做大也是兰兰的想法。2008年11月，这位在上海某日资企业做销售助理的80后白领，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发起了每月一场的公益跳蚤会活动，以摊位出租的方式，邀请参与者把家中闲置二手物品或创意设计作品拿到跳蚤会来卖，摊位费收入用于资助19所民工学校学生的英语补习项目。

　　“起初每月能捐700—800元；后来跳蚤会有了知名度，1933老场坊愿意与我们合作，免费提供场地，现在每月能捐2000—3000元，最多时达到4000元。”

　　公益跳蚤会的宣传上称，自己已是沪上最大规模的公益性质跳蚤会，“现在我们的瓶颈是，如何把公益跳蚤会的模式复制到全国。”兰兰说，“我们希望3年能在上海吃透深入，然后与其他城市进行战略合作，做这个领域的领路人。”

　　也有学员反驳，“我只要做好力所能及的事情就很快乐，为什么一定要追求规模最大化？”

　　培训讲师之一的宋庆华目前也面临着如何做大的问题。1997年，和她“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姐妹”廖晓义邀请她加入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自此投身NGO工作，并且在英国了解到了社会企业的概念。

　　英国社会企业革新期间，引出了一种新的组织“社区利益企业”，他们不仅获得了来自政府和民营金融部门的新资源，而且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的新政策，旨在实现地方社区内的权力下放，鼓励居民自发的创新行为。

　　2002年，离开地球村的宋庆华创办了北京灿雨石(取音“参与式”)信息咨询中心，定位于促进社区公众参与的非营利民间组织，向城市社区提供发动社区参与、解决社区冲突等方面的咨询和培训。

　　“我们是全国唯一推动参与式技术的，发动服务对象一起改变生活环境。”这些年下来，中心已经开展培训讲座30 0余场，培训人次达3万多人。不少试点社区有了显著变化，例如南锣鼓巷的保护与发展、东华门街道如何打造低碳生活、景山街道如何改造等，“社区官员改变了固有的理念，社区居民的态度也出现了转变——真正的变革是人的改变。”

　　从去年开始，宋庆华的工作迎来了“重大转型”——政府部门主动购买他们中心的服务，每年支付200万元邀请她给社区工作者作培训。

　　宋庆华说，现在她与政府合作按市场规律收费，给NGO做培训低收费，为社区百姓服务不收费。“政府认可服务组织的产品很重要。社会企业有影响力才能盈利，前提就是产品获得认可，这也是发展这个事业的基础。”

　　政府的青睐倒让宋庆华有些忙不过来，分身乏术。官应廉教她：怎么办？涨价！由于不同的社区对应不同的问题解决方案，难以复制，宋庆华考虑，从明年起争取资金开设社区参与式服务培训学校，培养像自己一样的接班人。

　　宋庆华一直记得一位从事慈善事业40年的美国老人对她说的话：做小事最美，因为容易看到成效；当小事做多了，就变成了大事。“我希望每个做NGO或社会企业的人都有远大理想，但要从小事做起。”

　　风投家和培训师

　　中国的社会企业发展处于呼之欲出的阶段，自然也吸引了风险投资者的关注。官应廉说，当下中国NGO人才和企业人才分割，想从事社会企业的学员往往管理能力有限，他们没有做好接受投资的准备；而风险投资者则面临诚信问题，即没有人相信你是在做好事。

　　和川资本首席执行官宋雪光正在为进入这个陌生领域而做考察准备。“过去的实践发现，投资慈善也可能产生负面的社会效果，所以一些企业投资者就开始反思公益是否能够与社会企业体系结合，持续性地做下去。”

　　在宋雪光看来，具有可投资性的社会企业必须有盈利性、成长性、扩展性和社会性，能够产生持续经营的能力。“我们团队正在进行项目考察，准备挑熟悉的行业进入。目前对养老这一块比较感兴趣。”

　　去年年初，官应廉与上海财经大学朱小斌副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肖知兴副教授等人联合发起了社会企业与研究发展中心，希望通过建库项目熟悉国内社会企业的行情，并考虑合作。据朱小斌介绍，目前手头积累了37个案例。“现在有很多企业家关注社会企业，他们有能量来扶持这个行业。我们则有强大的商业管理经验，资金渠道和社会关系网络，希望推动商业领域对社会企业的投资。”

　　朱小斌和官应廉希望能在中国做出第一块慈善风险投资的品牌，这样就会有越来越多社会企业找上门来。“可以说，我们现在是在做一个培育市场的工作，从社会企业和投资方两边推广理念。”朱小斌说，“现在潜在的客户群和资金量非常巨大，我们研究中心就起到一个桥梁作用，一方面对社会企业家作能力培训，另一方面将来可以为投资人担任管理和财务顾问，长期跟踪。”

　　目前，朱小斌他们还没有正式投资方案，但他看好特殊教育领域、养老事业等，“金融服务领域也有很大发展空间，比如小额贷款”。“我希望有一天，自己也做成社会企业家。”

　　经过这次培训，来自云南希望之侣扶贫机构的莫青华最大的感触是“促使我去看待服务和收费之间的问题”，对于风险投资，他的态度很谨慎。

　　“以前我们做NGO是不考虑赚钱的，就是考虑怎么样把这个钱用好，我们的服务对象是否能够获得很好的支持。某种意义来说，我也想做社会企业。这次来也让我看到商业领域的水有多深——真的深不见底，每一个人背后有很大的商业目的。”莫青华以前不知道风险投资，也没有接触过专业的商业知识，“在我不明白什么是风险投资时，如果我茫然的去接受了他们的钱，后面很多东西就没有办法掌控——他说尊重我们，帮我们设计包装，但后面一整套商业运作的东西是不透明的，或许我们被卖了都不知道。有不少人在打着公益的牌子实现个人盈利的目的。”

　　培训结束后一周，学员唐利明和众人交流感想：那天我跟一个朋友说做NGO的，多半是带有一些理想主义色彩的人，这样的人更喜欢把事情看成只有0或者1。这次培训似乎会让一些人迷惑于未来该往哪个方向走，我倒是觉得，其实未必需要知道哪个点，只要知道是公益这个大方向，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就可以了。我很喜欢中国的一些古人，他们都会有一个目标，然后一直走过去，不管脚下的路是不是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