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角戏

　　有人形容孤独症儿童，是星星的孩子，因为星星在天上不说话，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孤独症儿童老师，他们的教育显得苦闷而沉重，所承受的来自生活和精神上的压力，不为外界所知晓。9月10日，教师节，记者走进孤独症儿童之家———成都爱慧学校，关注这群特殊的教育者。

　　没有鲜花

　　教师节深深埋在他们心里

　　成都琉璃场南疆花园内，走过20级台阶，就进入成都爱慧学校1500平方米校舍内。大厅里，家长在摆谈，声音回荡。几个孩子跑来跑去。没有“教师节快乐”的横幅、黑板上没有“老师，您辛苦了”，没有鲜花、掌声和感恩的歌声。学校14个老师，除去一个请假的，全部在上课。“孩子的课程不能耽误，家人会有意见。”爱慧学校校长周维群说。

　　眼睛，仅剩下空洞与漠然

　　学校一间宽敞的活动室里，孩子门正在玩耍。他们专注于浑圆的橡胶球，或打或滚。球“噗噗”响，此外没有其他声音，哪怕一次失望或高兴。老师杨为民穿梭其间，指导孩子做各种活动，阻止着个别孩子的危险行为。更多的时候，他鼓励一个蹲在角落的孩子，让他起身做活动。

　　铃声响起，2号个别训练室的房门打开，老师罗小霞领着一个孩子出来。家长立即迎上去，询问孩子的情况。小男孩虎头虎脑，看上去聪明伶俐。“看久了，就会感觉不一样。”男孩斜坐在花台上低着头，旁边七八个家长带着孩子走来走去，没有引起他的丝毫关注。即便眼睛偶尔离开手，也仅剩下空洞与漠然。

　　“这个孩子的情况比较恼火。”罗小霞望着孩子跟家长离去的背影说。她刚刚接到这个男孩子，彼此之间还有些陌生。“多两次，就会好了。”10分钟后，铃声又响了。罗小霞从另一位家长手中接过孩子的手。“咔嚓”一声锁响，房门轻轻关上了。

　　扶正头，让他看着我的眼睛

　　这是一间简陋的教室，9平方米左右。窗下一张木头茶几，上面摆放了玩具车、玩具狗，以及各种看图识字卡片。两张塑料小凳对放，有靠背那张是小孩的。个训课就在这里进行，一个老师，对一个孤独症儿童。罗小霞拿着卡片说“姐姐”，极力张大嘴型，反反复复。4岁的小男孩并没有注意听，嘴里咿呀咿呀，摇头晃脑。“他主要是注意力不集中。”

　　罗小霞不时把孩子的头

　　扶正，让他看着自己的眼睛。罗小霞说，上个星期，男孩是会说“姐姐”的，两天过后又忘了。

　　相对个训课，音乐课似乎轻松许多。类似练舞室的活动室，上课的小孩围坐在一起，每个人身后都有家长。安琴老师让小孩起身，跟随着音乐做动作，抬手、做飞翔状、跳跳脚。一些简单的动作，尽管有家长们的帮助，孩子们做得参差不齐。“小轩，你的脚动起来；佳佳，像这样，小兔子一样跳跳”。

　　11点半，送走孩子后，上午的课程结束了，安琴收拾东西准备去吃午饭。安琴今年毕业就来到爱慧学校，工作3个月，这是她的第一个教师节。

　　来了又走

　　这场戏不是每个人都能“演”

　　爱慧学校的老师，多数是抱着一颗爱心来到这里。他们只有一个愿望，让孩子从“一人一个世界中复苏”。然而外部条件的缺失，加上自身精神的压抑，能留下来的老师极少。学校创办4年多，前后来来去去的老师有70多位。今年，应聘者有100多人，“档案都是这么厚一叠。”陈校长说，最终，没有一个留下来。“这里的氛围不是每个人都受得了的。”

　　“教久了，会影响心情”

　　所有课程中，个训课尤其重要，一个娃娃的长进主要决定于此。但是最让人难受的，也是个训课。9月10日上午，罗小霞的最后一节个训课。半小时的时间，男孩由始至终嘴唇紧闭。罗小霞用了各种方法，没能让这个5岁的男孩子开口。站在二楼露台，罗小霞流露出的眼神，与24岁的年龄不相符合。“教久了，会影响自己的心情。”

　　安琴毕业于成都师范大学，22岁，是全校老师中最年轻的一个。经朋友介绍来到爱慧学校。自闭症对她来说，“一片陌生。按照常规理解，就是不说话，很安静，不调皮。接触后才知孤独症的小孩子很多都调皮，有的会天天哭。”像安琴这样的新老师，每个月只能拿到700元，工作以后还要向家里要钱，安琴感觉很不好意思。在她看来，工资少一点，生活上节省一点，还是可以过下去，而最让安琴难受的，是那一场独角戏。

　　教室那道门，像一个界点

　　安琴以前也上个训课，现在主要上音乐课，老师忙不过来的时候她还是会去帮忙上个训课。在她看来，个训课教室那道门，像一个界点，穿越而入，便是另一个世界。同存其间的两个人，又各自一个世界。老师的责任，就是在两者之间穿梭。要走进孤独症儿童的世界，再把他带回来。“这并不容易，很容易陷入两个极端。”

　　前不久，一上午4节个训课下来。打开房门，安琴扶着门框大口吸气。“整个上午，我都在自言自语。就像演戏，一场自编、自导、自演的独角戏。”

　　“我想过要离开。”安琴摇摇脑勺后的马尾说，自己手上有过几个孩子，稍微有点好转，家长便想调班。这样一来，孩子很有可能又回到过去。家长的急迫心情安琴理解，但是自己的工作有时却不被理解。她记得陕西来的一家人，因为孩子的情况很严重，上个训课时经常会大哭，家人们窃窃私语，以为授课老师对孩子做了什么。这个老师听说后哭了。“以前很多老师就是这样走的。”

　　欲走还留

　　孩子，也在教育我们

　　付出与收获不成正比，是每个老师都默认的。留下来的老师当中，绝大部分都想过离开，其中几个曾向校长提出辞职。是什么让他们留下？“是孩子，如果我走了，不知道会有多惦记他们。”杨为民教了3年，是学校的几位“老臣”之一。2006年上半年，因为私人原因，他向校长提出离开。第二天，一个老婆婆拉着杨为民的手，“不要走，娃娃就喜欢你，只有你才教得好，你走了娃娃怎么办？”

　　老人哭诉完，起身鞠躬

　　这让杨为民很感动，孤独症儿童的家长脆弱无助，他们抱着惟一的希望，把孩子带到学校，和老师们一道，一个动作一个单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进行着训练课程。“如果遇到一个好老师，希望就更大了。”

　　杨为民最为震动的是2005年，他和一个来自贵阳的孩子的奶奶聊天。60多岁的老人老泪纵横，孩子的情况她都清楚，家里并不奢望他将来可以念大学，只是希望能够通过在学校里的培训，至少可以学会自力更生，饿了知道找东西吃。老人哭诉完，起身鞠躬。杨为民抹了抹眼睛，每次想到这里，一阵心酸止不住。

　　孤独症儿童培训教育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要求老师有更多的知识，比如掌握医学知识，以了解孩子的生长过程和生理特点；掌握心理学知识，研究孩子在这个阶段心里想什么。为了一个孩子能够安静地坐着，老师常常累得满头是汗；为了一个发音或一个词，要念上成千上万遍；除了单调，有些孩子没有反应，当老师满怀热情和希望地向他们说什么时，他们常常看都不看老师。

　　开启一道门，让阳光透进

　　“有时候你会感到欣慰，特别是当孩子能说出一两个词的时候，当他突然做出一个你教了好多天都不会做的动作时，你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得到回报了。”罗小霞带的一个孩子，教的时候怎么也不说，当她正郁闷时，孩子开口就说了，罗小霞又好气又好笑。“这个工作，我们在教育孩子，孩子也在教育我们。我们都在成熟，学会宽容、理解和耐性。是孩子，让我执守希望。”

　　在杨为民眼中，这群孩子并没有生病，只是在他们清澈的眼睛里，有着另外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世界。像一个秘密花园，需要开启一道门，让阳光透进。“你看他们，多可爱。”学校画板上，贴满了小孩子的照片，笑容天真无邪。他们是2003年2月28日建校以来，在爱慧学校培训过的300多个自闭症儿童的一部分。

　　“毕竟是手把手教的，彼此之间都有感情。”2005年和2006年杨为民教过的孩子，现在都在保持联系，大部分的情况都不错，这让他感到欣慰。

　　◆孤独症

　　孤独症的发现最早可追溯到1938年。美国精神科医生凯纳观察到一个5岁的男孩唐纳德，他似乎生活在自己独有的世界里，旁若无人，记忆力惊人却不能与人正常对话。后来凯纳又陆续观察到10例与唐纳德类似的孩子，这11名孩子被凯纳诊断为早发性婴儿孤独症，也称儿童孤独症。

　　1982年，南京儿童精神卫生研究所的陶国泰教授在我国首先报道了4例儿童孤独症。大量的研究推测，孤独症可能与遗传基因、胎儿期病毒感染有关。据统计，全国患有孤独症的儿童人数已经达到了100多万，未被发现和有孤独症倾向的可能更多。